8月5日消息，指称中国政府借侨务工作统战新加坡华人，以占75%新加坡560万人口的华裔作为中国在区域发挥影响力的媒介。
而报导中引述了新加坡前官员与学者说法，称担忧新加坡华人“华侨化”，反映了他们忧心建国仅53年的新加坡，会因国内华裔族群的国族认同变化而发生族群危机。
据报道称，一个崛起的中国，可能会把新加坡华人在文化上对中国的现有亲近感转化成对“祖国”的忠诚，从而破坏精心安排的平衡。
这所谓“精心安排的平衡”，是指新加坡建国以来，维持在区域复杂的种族、宗教、国际政治间的“超然”地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之所以以马来文作为官方语言，以及建国后打压有左派势力的华校，是为了安抚马来西亚、印尼等邻国，保证新加坡不会成为中共的第五纵队根据地，当时正值冷战反共时期。另一方面，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创始成员国，也是为避免给邻居国形成亲中“急先锋”的印象。
如今，随着中国提出“中国梦”，无可避免地唤起了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同时随着今年三月原属中国国务院的侨务办公室，被并入中共统战部后，也给一直对“中国崛起”抱有忧虑的西方国家起了警戒心。而对建构以“新加坡人”为主体国族意识的星国官方而言，中国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招手无疑会给他们的国族建构工程带来挑战。虽然星国多年来推行的英语教育已一定程度削弱了新加坡华人的中华文化意识，但近年仍有不少改革开放后移民到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
虽然新加坡多数民族是华族，不过建国至今不以华人国家自居，以族群平等的理念立国（记者：史晓燕/摄）
海外华人的多元认同“国家认同”其实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才有的概念，而中国大陆是一直到1980年才推出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籍法》，在此之后中国大陆官方所明确定义的“华侨”仅指旅居海外并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而华人和华裔则是指没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
由于华人的移民历史相当悠久，并与原乡（即今日所称的祖籍国/祖籍地/侨乡）多持续保有各种各样，感情或经济上的联系，因此形成了国籍上对出生国的认同，以及对祖籍国（中国大陆）同样保有一定情感的"类似双重认同"的情结。当然也有已在海外出生多代，对中国已无文化概念的华人。
而为维系海外华人与在中国大陆祖籍地的文化关系，中国大陆涉侨部门多会与海外华人的社团合作，组织各种办到访祖籍地的“寻根”活动。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也不讳言这类活动并非中国独有，如与以色列通行的生存权(Birthright)
计划有一些相似之处。
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是西方在近代才发明的概念，在主权疆界形成以前，华人在亚洲各地是自由流动的，即使到了异地，心中的国家认同仍有可能停留在中国。也因为华人族群拥有悠久的移民史，在二战后主权国家林立之后，“中华民族”这“想像的共同体”便与“主权国家”这概念相互碰撞或者融合，因此也就有《纽约时报》所称的“祖国”的召唤”。
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联系的看重，是不少西方世界看待境内华人与中国关系的重点，但此同时，对于已与移入国产生主权国家认同的海外华人来说，如何脱去这层”中华民族”外衣，却也是其试图努力的方向。
图为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内部，这博物馆诉说马国华族移民史，华侨社会自马国建国后进入了华人社会（记者：杜晋轩/摄）
海外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引起质疑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比拉哈利·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于中国政府或政府相关力量在星国华人间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其称“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风险非常大，”鉴于中国前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曾在2015年9月在吉隆坡茨厂街（类似唐人街的观光景点）时发表言论，一度掀起马国质疑其干涉内政的言论风波，被认为是对中国问题敢言的新加坡外交官考斯甘坦言，有过这样的先例，新加坡就不能不警惕。
黄惠康的言论风波发生在马国族群关系紧张之际，当时黄惠康选在此“敏感时刻”对马国华社称“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针对特定种族或族裔的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反对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严重暴力事件”。此说法随即引发马国的不满情绪，质疑中国干涉内政。
此外，黄惠康事后还称“我在这里重申，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延续多少代，海外华人和华侨，中国永远是你们温馨的娘家”。
也许意识到了中国崛起对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新加坡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曾在2016国会辩论上提醒“华族新加坡人虽与中国人在语言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相近，以至被误认为是侨居海外的中国公民，但实际上，华族新加坡人是华裔，而非华侨，是拥有独立国籍、效忠及身份的华族”至于马国华人的认同，如今某程度上已产生一定的变化，明显的例子是今年5月马国政权轮替后，马国新政府委任了华裔背景的前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担任财政部长，当林冠英在国际记者会被中国记者问道身为华人财政部长有何改革方针时，林冠英澄清自己首先是“马来西亚人”，而不以“华人”自居。
因此对于中国官方或民间有意无意输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对于国族认同已在地化的部分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一方面是忌讳其他族群的异样眼光，一方面也是个人心中已“本土化”的国族认同，对于所谓"中华民族"的观念会保持一定距离，不一定会如西方媒体所言全然会被“统战”。
但另一方面，从新加坡华人和马来西亚华人的例子可发现，其对国族认同的效忠处于自我质疑与被动质疑之间游离，一方面得在所受教育的“主权国家”的概念底下，国际对所属的国籍国保持效忠，另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在“祖籍国/祖籍地”的文化纽带保持关系，以免被主流族群质疑效忠。
新加坡华侨华人研究学者廖建裕曾在2016年就指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加大力度推行侨务政策，似乎有意模糊“华侨”与“华人”的国籍界线，这对海外华人“未必有好处”，因当局势相对稳定时，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可以各取所需，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或南海问题引发冲突，一些国家可能再现“反华”情绪以致华人成为代罪羔羊，而届时将考验中国是否会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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