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体系，向美国认输，按照美国的要求来进行自我改造，就能与之和平相处，这是中国思想界由来已久的一种倾向，这一观点最近也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这一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康德认为自由主义国家更愿意通过国际法来解决问题，从而防止在自由国家联盟内部发生战争。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康德的思想基础上米歇尔·多伊尔发展出了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和平论"。其认为民主制度给战争设置了重重阻碍，此外民主国家之间倾向于互相尊重和相互妥协，这两个因素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打仗，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却不受此限制。
冷战结束后，西方自信极大加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其反映，而"民主和平论"也受到青睐，逐渐融入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国开始在全球不断输出其意识形态，中国则成为了重点输出对象。
中国与美国（图源：VCG）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比西方的制度来说显得很不够成熟，社会还存有许多弊病。同时，建国以来的一些错误路线和决策也成为了中共执政的"坏血"，受到了诟病。因此，这给西方意识形态的推广提供了机会。当下的贸易战激化，则将这种向美国认输的声音诱了出来。
可能当下有些主张西化的人的初衷在于解决问题，同时也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重回到邓时代双边关系的美好状态。之前"全面超越论"等自大论点借着民粹民族主义之风横行于世，营造了一片虚假繁荣的景象，而这些"右派"观点则能为社会中的浮躁风醒醒脑，帮助人们认清中美实力对比的现实情况，这种反思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但在此过程，一些人对于中国的悲观、厌弃甚至自我否定则已经越过了自省的界限，而日益跨入了极度自卑和悲观。如果这种论调不加批判地发展下去，则可能会形成"投降主义"。一味向美国服软，这真的现实吗？
事实是，美国并没有那么理想主义，而是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中保持着动态平衡，特朗普上台之后，现实利益的考虑更是远远超过了意识形态之别。
这已经在历史上被一再证明了，70至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之中，日本也被迫对自身出口施加了一系列限制，最后签订的"广场协议"更是使日本经济泡沫化，导致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已经毫无与美国对抗的意愿，推进全面西化，对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求照单全收，在人权问题上竭力配合美国，而美国答应好的巨额经济援助不断放水，北约倒是不断扩张到了家门口，俄罗斯的经济自此一蹶不振，地缘政治上也成了大输家。特朗普现在对欧盟也没有手软，除了在贸易和北约军费问题上施压，一有机会还乐于分裂欧盟，访英期间甚至建议特蕾莎·梅起诉欧盟。这些国家都曾或正在对美国的地位构成威胁，而自由主义国家的相似性一点也没有阻止美国对它们的打压。美国对已经承认和奉行西方价值的国家尚且如此，何况中国一个"异类"？
所以中国即使牺牲自己讨好美国，也一样会受到警惕和敌视，这不由中国的国家属性而决定，而是由中国的潜力和实力决定的。绥靖美国，效仿美国便能求得和平，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贸易战旨在遏制中国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说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北京不能妥协，而是说不能被投降主义迷惑。
事实上，鉴于中美依然存在的实力差距和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优质客户，以及两国对抗终究只会两败俱伤的考虑，中国若为了民族复兴和长远利益的大局，作出一些让步甚至输掉某一轮博弈，都是可取的，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面子而妨碍决策。但即便如此，让步不等于投降主义，因为投降主义是被意识形态严重束缚，错误认知美国外交和中国发展阶段、国情，若盛行下去，轻则损害国家利益，重则妨碍国家崛起。换言之，盲目自大固然绝对不对，是误国误民的体现，是当下中国最需要警惕的危险倾向，投降主义同样是认知误区，会将中国带入险境。
对自身实力的判断过于盲目，对美国意图的认知过于理想，对现实主义逻辑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过于低估是中国当下社会思潮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和误区。
虽然"自大风气"已受到批判，"自卑心态"也未成气候，但"民粹民族主义"和"投降主义"这些极端思维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不得不予以警惕。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阶段，这时跨出的每一步都举足轻重，社会各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平稳的心态，才能有效应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并实现危机后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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