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中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发表长文《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直指“怨恨情结”对中国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张维迎认为，“怨恨情结”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交织的情绪”，产生于后发国家模仿发达国家过程中自尊心受损后的反应，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都曾有过。“怨恨情结”会造成“一种抗拒外来价值的创造性冲动”，“不可能对外来的价值观念来者不拒、全盘照收”，“滋生出民族特殊主义的骄傲和仇外”。在张看来，“怨恨情结”给中国带来许多负面资产，比如，“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盛行、“只能表扬，不能批评”、“拒绝模仿西方制度”、“反资本主义，反民主和自由”、“未富先骄，稍强即狂”、“中国人心中总是憋着一口气，一有机会就想出人头地，所以很容易从自卑走向傲慢，国家稍富强了一点，就表现出一种暴发户心态，到处炫耀”。
坦率地说，如果抛开文章整体立意不谈，张维迎对中国人阴谋论盛行、暴发户心态的批判，可谓直指要害。然而问题在于，张维迎文章的用意并非在于透过对历史经验的冷静认知来批判浮夸自大的不成熟国民心态，而是以代表先进文明的优越感，一味夸大解释“怨恨情结”，真实用意是主张中国效仿乃至照搬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而这种观点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既经不起推敲，又已经过时。
张维迎教授是中国大陆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活跃多年，影响甚大。图为张维迎教授参加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的活动（图源：新华社）
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他整篇文章都在夸大“怨恨情结”的存在，背离基本逻辑和史实。他先是认为“怨恨情结”是后发国家模仿发达国家过程中自尊心受损后的反应，可文章结尾又说中国人“怨恨日本人更甚于怨恨美国人”，意思是中日历史宿怨造成中国人对日本更深的“怨恨情结”，这与自尊心受损造成“怨恨情结”的解释风马牛不相及，一前一后明显存在逻辑不通。事实上，“怨恨情结”的产生绝非自尊心受损那么简单，而是复杂历史和现实因素造成的结果，不能张冠李戴，片面归于后发国家的虚荣心。不单如此，为了彰显自由主义民主、原教旨式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他竟然将法国大革命后的专制主义、平均主义归于对英国的怨恨，将德国反犹太主义视为对英法两国怨恨的衍生品，将马克思（KarlMarx）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私有制视为怨恨，实在是匪夷所思，与世人认知相差甚远。
二是因为全盘西化早已被证明不可取。在张维迎看来，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具有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应该为后发国家所效仿乃至照搬。可是他不曾说出或者刻意回避的真相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有其适用条件，并非能随意嫁接或照搬。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着商业文明的雏形和城邦民主实践，并由此种下历史传统、文化心理的基因，后来又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洗礼，历经长时期的摸索、发展，方才逐渐形成今天这套模式。可即便如此，今天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良性运行，都依赖于诸多前提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上有基本的重叠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完善的法治、自由资本主义的公民文化。
西方之所以能建立起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离不开其自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传统。图为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图源：AFP）
然而，西方以外的多数国家或地区既不同于西方的历史传统、文化根基，又未有相似的前提条件，若简单效仿乃至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无论是拉丁美洲效仿西方后出现的治理乱象，还是2010年西方意在中东推广自身模式，却不料让“阿拉伯之春”沦为恐怖主义四起的“阿拉伯之秋”，均是有力例证。近年来备受舆论热议的土耳其复归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传统更是经典案例。本来一战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就已效仿西方建立起世俗化的选举民主政体，并一度被西方普遍视为国家转型的范例，可终究还是禁不住历史惯性的影响，近年来土耳其变得越来越伊斯兰化和苏丹化。
遗憾的是，面对那么多前车之鉴，一些像张维迎这样的自由派精英，不仅不去反思，反而还继续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销自由资本主义。殊不知，中国不仅有迥异于西方的漫长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而且还是一个国情极其复杂的后发国家，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严重不均衡，若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既难以为政治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整合必要的资源，还有可能造成国家治理失败和分崩离析。在这一点上，近代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就是最好的警醒。
三是未看到西方社会过去多年持续曝出的弊病，还是简单以为历史终结于自由资本主义。诚然，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确实有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欧美更是由此成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社会。可近些年以来，不光欧美在全世界输出的国家模式频繁遭遇困境，而且欧美内部亦深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暴露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从英国脱欧、极右翼在欧洲卷土重来再到美国越来越撕裂，均在佐证自由主义民主的治理困境。这一切再加上欧美长期存在的低投票率、民粹主义、寡头政治、公地悲剧和娱乐至死等问题，足以说明自由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需要进行自我反思和超越，远远未到达人人可以高枕无忧的历史终结处。
近些年以来，维系西方民主体制良性运作的重叠共识越来越少，社会撕裂严重，极右翼卷土重来。图为美国一场与极右翼相关的社会冲突（图源：VCG）
可令人诧异是，张维迎并未认识到这点，而是一如既往地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视为不可动摇的普遍真理，甚至为了鼓动世人能效仿西方模式，不惜夸大和泛化中国人的“怨恨情结”，言外之意是中国只有全盘接受西方文明的自由资本主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脱亚入欧，才能说明中国人的“怨恨情结”已经消散。
应该说，这样认知并不是张维迎一时兴起，也非他个人看法，而是他乃至相当数量中国自由派精英的共同认知。在他们眼里，欧美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只有不断效仿欧美，才有出路，否则再怎么探索和实事求是，都是不归路，终究要面临崩溃结局。早在100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就有不少精英持此论调，每当历史发展契合他们的认知，他们就欢欣鼓舞，视为正道，反之则大加鞭挞，不断唱衰。他们每每以西方先进文明的中国代表者自居，用一种俯视的态度，督促和训斥中国必须朝着他们指定的方向发展，不然就是落后和愚昧。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固然还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但一再打破自由派精英的崩溃论预言，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距离包括自由派精英在内所有人期望的民族复兴目标越来越接近，难道自由派不应反躬自省吗？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为了贬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而是希望辩证看待其优点、缺点和适用条件。作为一种价值的自由、民主绝对是普遍真理，但具体到制度层面，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出于契合国情考虑，进行创造性的发挥，才是理性选择。资本主义的情况同样如此，其所开创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伟大设计，但不能迷信市场，沦为资本拜物教，而是应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可一直以来，中国许多自由派精英都未能认识到这一点，总是忽略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根基和现实国情，简单以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才是自由民主价值、市场经济的唯一载体和体现形式，活在意识形态的樊笼里，渐渐脱离现实，理论变为空中楼阁。这既是一种彻底自卑，被西方先进和发达的光芒遮蔽认知，又是一种思想懒惰，不愿去探索既适合本国国情又能规避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新发展模式。自由派知识分子常常说，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启蒙尚未完成。这句话用在自由派身上同样适用，他们更要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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