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季刊2018年夏季号发表Jeffrey Funk的文章，Beyond Patents（超越专利）。他从多个角度来论证，专利不能反映创新。那么，怎么测度创新呢？
他提出，要用新产品、服务和工艺的相关数据来间接反映创新。首先，通过本期和前期的详细销售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哪些新产品、服务和工艺涌现出来，以及政府规制政策和研发政策的变化对其涌现的影响。在这方面，一个可能的数据源是越来越多的市场研究公司所提供的新技术相关数据。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数据与传统的GNP数据整合起来。这一整合所需要的技能与以往不同。学者们必须了解构成那些新产品、服务与工艺之基础的技术，只知道对大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是不够的。
其次，就要探究这些新产品、服务与工艺来自何处。它们来自现有技术还是新技术？如果是来自现有技术，是什么因素催生了那些新产品、服务与工艺？是规制政策、消费者需求还是现存技术的成本效能发生了变化？如果来自新技术，那么，那些新技术又是如何涌现的？是成本与效能的变化促进了新技术的涌现，还是构成新产品的基础或有助于改进老产品之科学的进展催生了新技术？ 回答好这些问题，我们才能了解导致新产品、服务与工艺之涌现的整个过程是怎样的，以及影响该过程的因素。目前，人们对“新产品、服务与工艺来自哪里”这么一个基本的问题都缺乏共识。
再次，学者们应该反向看问题。如今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产品、服务与工艺与过去几十年来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所资助的各类科研活动有何关联？目前多数资助机构及相关研究都只关注经费资助的论文产出，但其实最重要的是最终导致了新产品、服务与工艺的那些研究课题。这类分析不能只满足于列举一些典型事例（例如，谷歌的算法来自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斯坦福大学科学家承担的科研课题），而要真正弄清具体的科学进展与最终新产品、服务与工艺（包括中间的诸步骤，如新产品的概念，有关技术之成本与性能的改善，等等）之间的关联。
有人曾论证说，全球定位系统、优步的运作，都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密不可分。但是，这种高端的、一般性的关联并不能帮助我们真切了解知识流动、创新或科技政策抉择。相对论成果发表于20世纪初，而我们想知道的是最近的科学进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
新产品、服务与工艺。从大道理上讲，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产品与服务都依赖于以往的科学进展，而科学进展是积累性的。我们更想知道的是，1980、1990、2000年以来有多少科学进展对新产品、服务与工艺之涌现发生了重大影响。有了这类数据，方能了解创新的瓶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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