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前的8月14日，由于苏联进攻日本帝国控制下的中国东北，日帝宣布投降，随着亚洲战事停息也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然而，有一群人的苦难还未结束。
当地时间2018年8月4日，台湾媒体《自由时报》采访了一位来自台湾新竹县的94岁老先生──赖兴炀，他，曾经有个特别的身份，是日帝统治下的台湾籍日本兵。值得注意的是，赖兴炀并没有随着日本战败而返台，反倒是被苏联箝制，并下放至西伯利亚地区劳改。而这段艰辛的故事，直到《自由时报》的披露，才受到台湾社会的关注。
1942年日本帝国在战败之前，开始以半强迫、半利诱的方式，再加上平日在公学校里的愚民教育，让台湾岛上一些被愚民化的人，能心甘情愿的为日皇效命。
而新竹的赖兴炀也是在当时的情境下，被迫前往战场。
迟至今日，日本政府仍未针对台籍日本兵、慰安妇等问题，向台湾受害者道歉（图源：中央社）。
赖兴炀表示，19岁那年他被日本“强征”去当兵，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半年被以“青年团”名义调去台湾南投雾社接受军事训练和开路。他又补充，“因为自己念过书，所以透过考试当了海军，再加上喜欢修理东西，所以选择当了‘整备兵’，被派为屏东东港901海军航空队，并在高雄冈山担任后勤部队。”然而，赖兴炀在高雄冈山的两个月，遭受美军空袭，随即被护送至基隆登船，秘密前往上海，从此跟家人断讯，甚至一度被以为死在冈山。但实际上，在日帝刻意隐匿战况下，赖兴炀与另外八个台籍日本兵随部队转往朝鲜元山港，且在此与苏联部队驳火，后因日军投降而被俘。
接着，赖兴炀指出，当时俄军不断欺瞒他们，先后以要遣送日本、港湾结冻等理由，分别被送往俄罗斯海参崴、纳霍德卡、苏城等地，最后将他们拐骗到西伯利亚劳改。这段期间，赖兴炀曾因水土不服感染肺炎，转送到苏城医院治疗，差点客死他乡。在获释前，先后替俄罗斯铺铁路、伐木、开矿、或打铁，过着“一日不做，一日无食”的日子。
赖兴炀还说，“在西伯利亚天寒地冻，一天只能吃两餐，量少得可怜、犹如馊水的大锅饭或粥汤。为增加饱足感，他挖树皮，把树皮搥干后的纤维泡入汤粥里一起吞下肚。看到地上爬的水蛭、蛞蝓、或是土壤里面的鸡母虫、躲在树洞内的蠹虫，统统都抓来吃。”直到二战后的1949年，俄罗斯才依国际协议，陆续释放战俘，赖兴炀方得以返台，然而再见父母恍如隔世。
不过，归乡的幸福时光稍纵即逝，由于赖兴炀返台时机，恰巧也是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处于国、共不两立，人人“保密防谍”的年代。在西伯利亚劳改过的赖兴炀，却被人怀疑是不是“共产党”，国民党情治系统警备司令部还经常派人监控，以致他回到了家乡却只能低调隐身在田野不与人来往，就连妻儿也不晓得他这一段“被消失的日子”。
赖兴炀身后的故事，虽然是历史洪流当中的一隅，但却隐藏着一大群无辜的生命与家庭，为日本帝国所利用、牺牲。依据台湾内政部统计资料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台湾动员的“台籍日本兵”与“军夫”高达20.7余万人，其中“台籍日本兵”为8万多人、“军夫”为12.6余万人。
然而，这一群无辜的台籍日本兵，直到现今，都不晓得这段悲剧是谁编造成的？又有谁能“抚慰”当时心中的不平？
蔡英文曾指出，必须承认过去台湾政府没有做到真相的厘清及调查，没有做到对加害者的系统性调查，没有建立司法平反机制，让台湾困在历史伤痕当中，无法进入对话与和解（图源：中央社）。
实际上，面对赖兴炀类似的案例，世界其他国家“新”政府往往都会“检讨”过去因政治思想冲突或战争罪行所引发的各种违反国际法或人权保障的行为，彻底追究加害者的犯罪等行为，回馈“受害者”应偿的价值与制度性保障。简单来说，就是“转型正义”的具体作为，像是著名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等，其根本基础是还原历史的真相，给予受害者相对应的价值补偿。
再回到台湾现况，自解严以后，转型正义不仅是台湾民主化亟欲表现的成果，也是台湾社会在历经威权统治后，企盼的曙光，更是民进党赢取台湾民心的执政理念。不过，自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观察其所推动的转型正义（《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却仅止于国民（党）政府到台湾之后的威权统治时期（1945年至1991年），即便国民党曾提出“转型正义”，应加入日本帝国时代的慰安妇问题及原住民问题，可民进党却回应说，“日本时代的慰安妇和原住民被杀害，并不是‘转型正义’所讨论的议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据近期台湾《原住民促转会工作报告书》内容指出，为了原住民的平反，是可以追溯到400年前的历史。那么，不禁令人质疑，民进党版本的“转型正义”是否刻意的针对“特定”的人与时间？抑或另有目的性的政治清算？
虽然，蔡英文在今年“二二八中枢纪念仪式”上强调，“我的期许很简单，台湾版的转型正义真相调查，必须达到国际的标准”，但事实上，民进党政府推动的转型正义硬是独漏了日帝统治台湾的时代，倘若因为日本是涉外、太复杂，试问战后德国为何要向法国、波兰等国道歉？为何要赔偿战后才独立的以色列？这些都是蔡英文口中的“国际标准”，为何民进党并无跟进？
众所周知，台湾在面对二战的“处境”，时常有不同史观的争执，一个是中国的“抗战”、另一个则是台湾曾经为日帝战争效力。但台湾政府似乎忘了，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历史经验，明显不变的是这群“在台湾生活的平民百姓”、“一群无辜的台籍日本兵”。那么，对他们来说，这段流逝的日子，该谁来负责？
若真要解决疑问，这些过去被视为彼此无法兼容、甚至对立的史观（战争经验），都应该被视为台湾“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如今也必须被同等的对待、重视。换言之，台湾在转型“国民党威权统治”和“原住民被压迫”之际，也要正视、转型、协助这群“被日帝压迫的台湾人”，同时也必须认知不同史观存在的事实。否则，台湾的历史记忆永远会受“国族”绑架，而“民进党此刻的转型正义”更可能成为下一世代“转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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