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思变。40年前,在结束“文革”沉闷期后,中国各地都在酝酿着改变。1980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地带率先掀起了经济狂飙,崛起了诸如苏南、温州、晋江、南海等现象级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40年中,它们有的黯淡下去,有的脱胎换骨,而有的则正在经历挣扎和蜕变,寻觅着新的方剂。
在中共建政后的长时间内,浙江一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最低的省区,甚至不及全国一半水平。1978年前后,受制于地贫人多的局面,潜滋暗长的个体小商贩和小作坊成井喷之势,并最终奠定了今天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力的浙江模式。从1978年的124亿元人民币起步,浙江省GDP先后在2004年、2008年超过一万亿、两万亿,此后每三年突破一个整数关口,2017年成长至五万亿,全国排名由1978年的第12名到如今连续多年保持第四的位置。近期,将连续刊发其故事。
温州如今与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面临着旧城改造和拆迁问题(图源:记者/摄)

纽扣市场是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典型。只是,这种简易加工和家庭作坊式的模式,是否还能赶得上如今市场的变化(图源:记者/摄)

温州商人,这群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群体,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温州模式也在那个时代成为中国最为成功并广为推广的发展的模式。时过境迁,温州商人仍然,却给人更多的却是炒房团的形象,温州模式……它却在消亡,或者说,已经消亡。
突破
消亡?这恐怕需要从温州模式的诞生开始说起。1985年,“温州模式”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解放日报》,用来区别于苏南模式和广东模式。温州模式被称作“鱼群经济”,形容温州遍地的小企业,小家庭作坊场景及灵活的民间资本。这种模式和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产品主要为大工业配套服务不同,也和广东模式注重利用外资发展也不同。由于温州民间资本融资灵活,加上天然抱团习惯,形成了温州民间资本的优势。
简单来说,温州模式就是民营经济为主,减少政府这个“有形之手”干预市场的模式。但仅仅以此为标准判断温州模式并不完整。温州以民营企业发展为特色,但这仅仅是外在。
马津龙认为,其更重要的意义,或者说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在中国渐进改革方式的背景下,温州模式充当了局部突破的典范,引领中国改革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因此,温州模式所做的政策选择、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性。”马津龙在改革开放后担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温州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温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等地方党政机关研究部门负责人,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推动甚至是护卫着温州模式的发展。
选择
可见,温州模式的特殊就在于特殊背景下的选择和创新。要知道在改革开放前,哪怕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民营经济是要被带上资本主义帽子的。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一届中共全国党代会——中共十二大,提出“鼓励和支持劳动者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此后的几次党代会,民营经济个体经济才逐渐被证明,被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规军”中。
之后私营经济也并非一帆风水,经过多次中共高层的左右互搏和资社之争,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才最终成为“政治正确”。随后,温州模式才被全国很多地区采纳。
温州模式发展同样遇到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伪劣产品。1987年8月8日,在杭州武林门广场举行了烧毁温州假冒伪劣鞋的活动,这个事件被认为是温州经济的一个耻辱,以至于现在很多人一提及温州模式,就直接与假冒伪劣相关联。不过从更大的历史背景去看,中国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监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除了伪劣产品,当时市场更严重的是价格双轨制下的“倒爷”现象,官倒横行,腐败滋生。这是市场经济的副产品,是温州模式的经验教训。
此后,温州商品开始走向诚信经营,这事实上也是市场逻辑下的选择。
切割
所以,如今需要认真去理解温州模式究竟是什么。
之所以称之为模式,就在于它在特定时间下与其他发展模式的不同。后来,中国的民营企业雨后春笋发展,在马津龙看来温州模式也已经不复存在,“1990年代后期就不典型了。因为后来温州范围之外的地区也做了这个选择,也就不存在独特的温州模式了。”温州在被同化,温州模式作为一种引领中国民营化改革意义上的区域模式已经不复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也不管其之后的对错和未来的成功与否,它的确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发展之路,是可以称之为一种模式。
另外,马津龙认为有必要将温州模式与温州后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切割。温州模式指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制度向新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温州率先做出的民营化、市场化选择的方式。“如今人们印象中的温州炒房团,这已经不再是温州模式。”
背后
对于温州模式,无论是市场逻辑下的民营经济,还是突破资社意识形态之争夹缝生存,其背后都指向一点,即对政治、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位置的质问。回看历史发现,改革开放40年,其实就是不断逃离政治束缚,推进法治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也是市场努力摆脱政治的干预,由补充地位、占主导地位到决定地位,实现法治的过程。
所以温州模式的消亡,与其说主要是因为私营和家庭经济不再是温州的特色,不如说是因为失去了逃离政治,摆脱束缚来“闯”的勇气。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尽善尽美,垄断、官商勾结等现象依旧存在。面对很对市场不公,多数企业选择忍气吞声,顺应市场弊端下的规则。当中国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试图进行深度改革的当下,旧有的温州模式或已消亡,但需要新“温州模式”,让中国人真正成为改革开放的获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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