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以来，有着“金钻12国”之称的土耳其，其本币里拉相对强势美元跳水式贬值，引发包括印尼、阿根廷、俄罗斯、印度等一众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一时间，世界恐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否已经卷土重来。而面对短短20年间先后爆发的三次全球金融危机（尽管土耳其金融震荡是否会演化成全球危机，尚待观察），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一次次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三任中国总理危机应对变与不变，亦引发持久广泛的政策争论。
今年4月以来，新兴市场货币土耳其里拉相对美元大幅贬值；上周，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贬值幅度更是超过25%。除了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潮，引发市场对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新登场恐慌的，如同当年东南亚国家在积累了巨额美元外债情形下爆发危机，今日土耳其外债比例更是达到GDP55%之高。
金融危机爆发机理何其相似乃尔？不同的是政府的危机应对在变与不变之中不断艰难进化。1993年中共十四大三中全会决议市场经济，然而在具体到中国经济治理过程中，如同西方有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绝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之争一样，朱镕基首创宏观调控，就是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看不见的手”加以调节。
后人对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开创的宏观调控褒贬不一（图源：AFP）
其后宏观调控成为滥觞，且宏观调控到了不同人手里其效果也大不相同。因而在其后若干年里，针对中国经济治理争论的核心一直都是，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后的胡温与习李，都一直在这一困扰中国经济治理的核心命题上艰难探索。
1998：朱镕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创造东南亚奇迹风头正劲之际，1997年下半年，泰国泰铢开始一路贬值。而随着人们对泰铢与泰国整体经济的信心下滑，内外投资者开始从泰国撤资。为了挽回泰铢贬值和撤资潮流，泰国政府不得不提升利率，而这一味苦药无可避免地使得经济放缓，公司、银行和家庭都出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从而促使市场信心进一步下滑。
最终，在耗尽了所有美元外汇储备之后，泰国政府被迫放弃泰铢保卫战。泰铢跳水式贬值触发了一场罕见的金融雪崩，这在1998年将亚洲大片地区埋到积雪之下。骨牌效应之下，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几乎全军覆模，就连经济更加强健的韩国也未能幸免。
与遭遇危机的东南亚国家一样，中国金融系统也是以银行为主导，股票和债券市场不够发达。而来势汹汹的金融病毒之所以未能侵入中国经济肌体，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谨慎地控制美元外债的规模，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没有像危机国家一样开放资本账户。
危机期间，当时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日本，为了增加出口顺势叫日元大幅贬值，这使得刚刚爆发危机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局势雪上加霜。当此之际，让世界颇为惊叹的是，亚洲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沙皇”作出一个富有勇气的决定：人民币不贬值。
1998年3月19日走马上任后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总理朱镕基强硬表示，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金融和国企改革的进程。除了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作为政策组合和施政纲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在其后5年里次第展开。其后，朱顶住巨大的内外压力，推动谈判使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开放外部竞争，叠加内部的市场化结构性改革，这为中国经济带来空前活力。
2008：温家宝推出“4万亿”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仅仅10年之后的2008年，另一场金融雪崩将世界经济拖入更大的深渊。不同的是，这一次危机是由金融和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引燃，山姆大叔房地产崩盘引致世界金融乃至经济巨大震荡与全面衰退。
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已经远非1998年可比，其一大特点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数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大为提升，达到历史最高的70%。可想而知，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欧美进口熄火，无疑对中国出口造成沉重打击。
几乎在欧美国家纷纷救市的同时，在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主导下，中国政府紧急推出“4万亿”财政救助计划。实际上，叠加接近10万亿元（1美元约合6.98元人民币）银行配套贷款，中国政府的救市规模远为庞大得多。
海量资金如大雨倾盆瞬间而下，其资金流向略有数端：一个是包括高铁在内的中国各地基础设施上马，主要进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个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主要进入中国国有企业。
在各国政府纷纷救助经济的高危时刻，不能设想中国政府会无所作为，并且，“4万亿”救助计划当时的确给中国经济带来短暂反弹。其后欧债危机爆发，温家宝政府在2011年至2012年又推出“4万亿2.0”，主要也是政府投资为主的救市方案。
2018：李克强“不搞大水漫灌”
尽管温家宝“4万亿”刺激计划一度使得中国在世界大经济体中率先触底反弹，但在短暂反弹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并陷入宏观债务高企。
正是基于对前期“4万亿”利弊得失经验教训的痛定思痛，尽管遭遇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探，习李上台后一直避免出台任何形式的经济强刺激计划。
新班子对中国经济的研判使用了一个词汇是“三期叠加”，而“克强指数”的风行也表明，高层把脉中国经济主要不再唯GDP数据。对此，互联网上有一句颇为传神的说法，“过去温总强刺激，现在强总温刺激”。
就在此番土耳其里拉暴跌之前几天，基于去杠杆以及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7月23日李克强国常会以及7月31日中共政治局年中会释放了若干宽松信号。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层仍然强调死守不搞“强刺激”、不搞“大水漫灌”底线。
朱温李政府救市变与不变
20年间三大金融危机纷至沓来，震荡和破坏世界经济的同时，也给各国政府的危机应对和经济政策带来空前挑战。比较朱温李三届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手法异同及其得失，很有意义。
温家宝“4万亿”救市计划广受争议（图源：新华社）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朱镕基上马了一批基建项目，但因为那时候中国处于基础设施蛮荒状态，所以基建效率最高，拥有很好的投入产出比。而2008年温家宝救市如法炮制基建上马，但一方面局部基建项目有产能过剩之嫌，另一方面很多基建项目长时间不能产生收入回报，债务问题因而突显。
二是市场化结构性改革。朱镕基在救市的同时，推出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加入WTO，因而极大改善了中国的经济效率。温家宝救市规模庞大无比，政策落地立竿见影，但没有配套市场化改革，非但如此，因为海量资金多半流向中国国企，同时政府假产业政策之名肆无忌惮对市场加大干预，这都极大损害了中国的经济绩效。
李克强政府吸收“4万亿”刺激计划的经验教训，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和“强刺激”。同时特朗普减税和美联储加息缩表致使美元走强，人民币面临着空前的贬值压力，守住汇率底线避免资本恐慌外流，中国政府的货币放水的空间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尽管如此，李克强此轮救市“微刺激”，其不变方面，无论是基建方案还是货币投放，仍然面临经济效率考问。变化了的方面，李克强基建强调“补短板”，向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倾斜。然而问题是，中西部基建利用率低，未来债务问题如何有效避免？李克强这一轮货币投放，区别以往，官方强调“定向投放”“喷灌滴灌”，但是在货币和信贷传导机制事实上无法彻底改变和推到重来的局面下，货币信贷定向投放其实知易行难。
目前，中国国企去产能以及处置僵尸企业进展异常缓慢，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在这一局面下，中国经济市场化结构性改革有陷入停滞的巨大风险。而所谓的中国经济市场化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实质仍是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处理好二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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