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8月20日，中国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向中国一家上市公司“先河环保”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详细说明在“临汾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件”存在的具体问题，是否就上述问题受到有关行政或刑事处罚。
在疫苗造假以及生育政策即将大转弯搅乱舆论场的背景下，中国环保官员们的数据造假以及相应处理方案似乎并不那么显眼。但是环境保护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影响，同样足够重要且影响深远。
近年来中国环保措施逐渐加码，包括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以及2018年1月1日开始征收的环境保护税。曾有言论说中国的环境保护执行层面有了“牙齿”，但是遗憾的是，环保面临的难题却更是“坚硬的石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新华社8月6日报道，针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造假问题，中国生态环境部在约谈地方政府时指出，该案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蓄意犯罪”，也称“地方政府工作明显失察，存在履职不力、对环保高压线不敏感、不警醒问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7年4月“华北惊现超级污水渗坑”曾经引爆中国舆论场（图源：@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
虽然早在2016年，中央政府就已将中国全国1,400多个空气监测站管理权收回，防止地方政府干扰检测数据。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躲避责任或者取得上级认可，地方环保官员人为干扰或篡改监测数据的案件频频发生。
2017年5月，北京奥体中心监测点出现雾炮车“干预”数据监测；2018年年初，江西省新余市和河南省信阳市再被通报用雾炮车在监测器采样口附近工作，以改变监测点数据。
环保官员数据造假，是中共十八大之前就存在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有一种表现。它说明中国政府中，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并未结束。
“政令不出中南海”仍在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并在“重发展轻环保”的思维惯性下持续恶化。而中国政府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积极出台政策，希望解决污染问题。
中共十八大后，伴随着中央权威的全面加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似乎得以扭转，地方官员“为官不为”一度是中央高层面对的官场新弊病。但是伴随着2014年中国“史上最严环保法”的颁布，以及之后环保腐败的层出不穷，外界赫然发现，“政令不出中南海”已成为中国环保系统最为严重的问题。
中国新的环境保护法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外界曾一度给予很高的期待，甚至称中国环境保护有了牙齿。之后推行的环保督查制度以及2018年1月1日施行的《中国环境保护税法》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亦是对新环保法的补充和辅助。
但是环保官员的腐败却曝光的越来越多，其中自然有监督手段加强的原因，但是中国环境治理最根本的问题主要源自现有体制漏洞。
首先，地方环保部门没有独立的行政权力，一方面接受上级环保部门的指导，一方面也要接受当地政府领导。其次，人财物都是在其它实权部门，相比较而言环保部门比较弱势。再次环保执法需要其它同级部门配合时有时会遇到掣肘。
中国污染事件比比皆是。比如，有“中国皮都”之称的河北省辛集市污染空气及水源事件，2017年9月中共十九大前曝光的浙江省湖州挖出大量病死猪事件。此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部分被查封的污染企业不断被爆出死灰复燃。种种事件背后主要原因是各地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官商勾结放纵污染企业。
粗暴执法导致民意反弹
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象是，有的地方主政官员为了政绩，将压力直接转到环保部门，强迫地方环保部门用“缺乏环保资格证书”或者“环保不达标”等由头，粗暴关闭诸多微小企业，甚至给环保部门下任务，每个季度要关停多少家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导致民怨沸腾。
“我们从原来无人关注的清水衙门，变成了现在地方小企业主的眼中钉，甚至是需要公安坐镇保证安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这是山东某环保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对今年多个地方爆发的群众反抗“环保”发表的看法。
地方政府官员一刀切的粗暴执法导致了民意反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环保政策运动化，众多地方官员为了对上级表功，用粗暴手法来证明自己治理污染的态度和决心，将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中的污染治理异化成为搞运动，一阵风，不顾后果的盲目打压。
而民意反弹的另一个焦点是部分央企和大中型企业也并非处处环保达标，但是地方官员有的为了税收，对大中型企业“宽松”，而紧盯小企业和个体户，稍有问题就“一棒子打死”。
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当官员粗暴蛮横不顾民利，甚至直接毒杀养殖企业的家畜家禽导致投资民众血本无归的时候，官民对立只能越来越严重。
中国正在为过去数十年的粗放发展“买单”。雾霾、“牛奶河”、“毒土地”等污染事件频现，不仅因为官员的治理能力问题，也有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薄弱的原因。单就数量而言，中国近年来对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并不少，可执行起来效果并不如人意。若要真的让环境保护法成为“有牙”的法律，关键还在于如何执行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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