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去世21年多了，这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名，从来不曾像最近这样被岛内人士频繁提起。蒋经国故去的这段岁月，台湾历任政治领导人，从不曾像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仪式纪念他。去年大选之后，就如同早年国民党同志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英灵的况味，旗开得胜的马英九到桃园头寮蒋经国灵寝，以胜选重新赢回执政权，告慰蒋经国在天之灵。迄至近日，马英九高调纪念蒋经国，台湾的时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蒋刚辞世时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后蒋经国时代”。
回看百年蒋经国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若干关于蒋经国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回到历史的轨道上，透过当代人物的回忆，以及蒋经国自己的回忆，我们来回看存活在历史空间里的蒋经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蒋经国。
(一)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锻造了一个像蒋经国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20世纪许多中国政治名人，似乎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塑造”、“政治生活淬炼”、“权力之争夺与巩固”几个过程，蒋经国亦不例外。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更是蒋经国整个政治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这个 11岁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摇头。陈洁如拉着经国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发现经国全身始终抖个不停。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同样的蒋介石，他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两个儿子。人们可以解释，纬国比经国小6岁，父亲当然对老大严厉，而厚爱老二。或许是纬国自幼长得乖巧，讨人欢喜，让蒋介石心生怜悯，厚此而薄彼。经国、纬国幼时都住过陈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陈果夫太太曾经告诉纬国，幼年时代，纬国因为体弱多病，蒋介石、姚冶诚(1887-1966蒋介石之妾)老是在陈果夫家楼上的阁楼里，整天抱着纬国，陈太太见状十分不以为然，指责蒋介石、姚冶诚，“你们到上海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阁楼上抱小孩(纬国)。”足证纬国幼时比兄长经国得到更多父爱。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介石显然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蒋介石索性把蒋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经邵力子引介，熟识了李大钊，李氏又援引蒋经国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蒋经国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向往革命，是蒋经国对外的说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4年前，也就是父亲与陈洁如结婚前夕，蒋介石与经国生母毛福梅的离婚。蒋经国忧国忧时，自怜怜人，他既向往革命与急切爱国的激情，意欲逃脱父亲严格管教的压力，又急于远离单亲家庭(父母离婚)的破碎场面。最后，他选择离开祖国，希望到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寻求独立自主的梦想。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从国民党员变成托洛茨基追随者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月旦蒋经国毕生思想时，均将蒋经国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他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他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
蒋经国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蒋经国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邓文仪(1905-1998，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防部新闻局长”、“内政部次长”)在回忆苏联留学经历时，就把蒋经国、王新衡(1908-1988，曾任职军统、“立法委员”)等人留俄时的行径，比喻为“和反对派相呼应，反对俄共中央派”。因为王新衡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陈绍禹)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氏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蒋经国，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介石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家书，建议苏联当局逮捕蒋经国。
与王新衡相较，蒋经国确实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真正迫使苏联当局对蒋经国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当时改名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助理团长的职位上，调派他离开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他成为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于今回顾蒋经国这段留俄历程，似乎不得不让人承认，14年留俄岁月，正是锻造一个具有钢铁意志人物的绝佳环境。
蒋经国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经微妙突显经国先生这段“苏武牧羊”式的艰苦历程，并且把蒋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为新造神运动的绝佳素材。尽管王升讲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对蒋经国的“造神”，神格化蒋经国，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蒋经国那段艰危岁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一句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台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 ”，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曾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蒋经国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30多年后，当他父亲把国民党当局的权柄交接给他，他竟日奔波于台湾、金门、澎湖……山巅海滨，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轻车简从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影，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二)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蒋经国于1937年春天回归祖国，蒋介石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开启了蒋经国“政治生活淬炼的时代
蒋经国的共产主义天堂
江西宜丰籍、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江西时期曾任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熊式辉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蒋经国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式辉任命蒋经国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蒋经国动粗。熊氏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
然而，蒋经国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蒋经国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段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周盛连知道蒋介石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蒋经国上山喝酒。蒋经国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巡，周盛连起身告诉蒋经国，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蒋经国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蒋经国则是以硬碰硬，像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凭着软硬兼施的法子，蒋经国先把为患赣南最烈的土匪豪门，杀了一次威风，然后再拿出他的政略与治理方案，一步步解决地方上的疑难杂症。蒋经国在赣南使的 “杀威风”方略，流风所及，是否成为尔后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台湾肃清地下党组织，蒋经国新官上任，似乎总不脱这种杀威风的模式。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蒋经国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蒋经国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指令经济。
蒋经国永远的十字架：章亚若
李焕(1917-，湖北汉口人，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蒋经国大陆时期的嫡系骨干)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氏回忆，蒋经国出任“总统” 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按：章孝严、章孝慈系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是蒋孝严未认祖归宗前之姓名，时在台湾外交部门任职。)
蒋经国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蒋经国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蒋经国所谓的“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或是指章亚若成谜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王升记得，蒋经国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王升记忆中，蒋经国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蒋经国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蒋经国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的说法，“ 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介石、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蒋经国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蒋经国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愤愤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黄中美声称，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中美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中美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蒋经国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谓“经济管制”，按当时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10 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按：吴国桢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焉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这也间接使得“蒋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动演变成一场闹剧，蒋经国当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属王章陵曾著《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一书，他回忆说：“……有关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谣言满天飞，甚至谣传蒋中正总统赴东北视察后决定在上海停留几天研究问题，蒋夫人闻讯亦赶到上海，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时遭受到的种种压力中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反扑，几乎令蒋难以招架。……”
1950年，台湾空军接收美制F-86战斗机，蒋经国试穿飞行装备。
(三)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以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兵败，蒋介石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凡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少数侍卫人员随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介石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经营。
早在大陆重庆时期，蒋经国就意图染指情报特务组织。只是，斯时军统有戴笠强势领导，中统有CC系统人马盘踞，对蒋太子的“觊觎”，向来抱持敏锐之提防心，在国民党核心扎根未固的蒋经国，别说想见缝插针，就算想立足其间的余地都没有。直到国民党一败涂地，撤守台湾。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难，CC系也因为蒋介石对其颇有微词，而陷分崩离析群龙无首之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蒋经国遂有趁乱统一残余势力的机会。
曾于1959年任职调查局 (中统到台湾之后的继承单位)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跃升“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取代“资料组”之后，他对调查局(及各情治机关)的控制，渐由工作领导而及于人事与经费的掌握控制……
这是蒋经国掌控特务机关全盛期的开始，无论军统、中统，所有大陆时期的旧特务机构的继承单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了。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Ray S. Cline)，第一次见到蒋经国，克莱恩从下榻的“吴宾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阶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在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18号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蒋经国曾在客厅里放映一部来台初期拍摄的纪录片，内容是他带着工程人员踏勘尚未开通公路的山区，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冒着性命危险，和一群退役军人转业的筑路工程人员，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莱恩逐渐从点点滴滴的印象中，积累起对这位国民党政治新强人的崇敬之意。
早期，台湾无法自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克莱恩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岛素给蒋经国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当强人已化为头寮灵寝冰冷棺椁里的朽骨时，岛内许多异议人士，特别是一些台独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把蒋经国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头。其实，真正研究岛内白色恐怖历史的人会明白，白色恐怖的主要“专政对象”，不是台独分子，更不是岛内百姓，而是中共地下党，或者说是共谍。甚至国民党党内斗争的牺牲者，其人数都远多于籍隶台湾的人士。换言之，大陆籍，尤其被怀疑是共产党者，几乎占了白色恐怖牺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经被蒋介石以“反共作家”名义召见的李世杰，在进入调查局多年、并担任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后，被诬以“匪谍”，而坐穿牢笼20年。
与蒋经国称兄道弟、主持过国民党对大陆空中侦照情报搜集、当过“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的衣复恩，1966年7月间收到一纸传票，要他到军法处“谈一谈”，依约前往“一谈”，衣复恩就莫名其妙地被关了3年。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原本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战时期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这两大仇家却在台湾“相生相克”的吊诡规律下，竟成为冰炭共存、共冶一炉的世界奇观。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实美式民主。同样一个蒋经国，竟然能把两种敌对事物，巧妙统一起来。是以，在岛内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与其宁说蒋经国是一个威权时代的强人，不如说蒋经国是一个兼容并包“魔”与“神”的双重人格型领导人。
在建设台湾的思维当中，蒋经国一直难以跳脱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俄式计划经济逻辑。有人甚至不讳言，使台湾经济进一步飞跃成长的“十大建设”工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苏联风格。此外，蒋的内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这不自觉地成为他执政之路的特色。
鉴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历史教训，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1928-，福建福州人，海军上将)，写过一篇题为《李国鼎与蒋经国的争执》文章。据他回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部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思，足证蒋经国还是有容人之量。
在台湾历经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回顾蒋经国走出来的民主道路，令人有无限感慨与不胜唏嘘之感。蒋经国是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进行民主化改革进程中，遭遇过哪些挫败？他如何辨识台独与民主之间的分野？……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岛内民众的脑海。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讲法，当一个传统威权国家的总体经济逐步脱离贫穷，达到小康社会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会产生一种希望参与公众政治的自觉。于是，这个威权国家便开始面临“资源与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但是，吊诡的是，没有一个政治学者能够提得出一套更数据化的论证，比如说，究竟国民人均所得达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会”？社会学家也许可以画出一条贫穷线，告诉我们，凡低于这条线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于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称之为“穷人”。可是，政治学者显然很难画出一条线，可以名之曰“民主线”，或者“独裁线”。
是故，现代政府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对“贫穷线”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济措施，然而，却没有一个传统型政府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可以预估何时是该让政治更民主、更开放的时间点。睿智一点的政府，会逐步开放若干权力，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什么时间点开放是最佳的选择？开放的步伐应该走得多快？该先开放哪一个层级的权力？是地方与中央同时开放，还是先开放地方再开放中央？恐怕都没有既定的答案。这些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考验着领导人的智能。
蒋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
蒋介石还率先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20年。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的途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到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他父亲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万年国会 ”，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编者注：现在的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当时还是台南的工商企业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坛。)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发生于1977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桃园亦是蒋介石陵寝)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
这桩发生在桃园中坜的暴动，照异议人士日后撰写的文章，指称其起因是中坜国小的投开票所发现所谓“作票事件”而引发。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后烧毁了中坜警察分局，从白天到黑夜，不少军车、警车被翻倒、砸毁，群众阻挡了南北纵贯公路。军警出动，严阵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携带枪械武器。有不少徒手军警遭攻击而挂彩。
党外人士指控国民党作票，实系子虚乌有，因为，当天开票结果显示，党外候选人许信良是以22万票，赢过国民党候选人欧宪瑜的13万票。那场无端引发的暴动骚乱事件，事后证明根本是群众受到捕风捉影的谣言蛊惑，而闯下大祸。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是发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当年党外及以后之民进党人称之为“美丽岛事件”)。这场暴动事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暴徒几乎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19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台独问题的形成
如果翻开1950年代的历史档案审视，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被台独人士严词批判的“白色恐怖”，在这段期间被枪毙处决的，绝大多数均系外省籍，他们被指控是所谓“匪谍”。不过，白色恐怖却被台独人士扩大成专事对付台独势力的牢笼与凶器，蒋经国更被视为幕后最大黑手。
国际冷战格局改变，台湾蒋氏政权的利用价值锐减，美国拉拢岛内本土人士。左支右绌的蒋经国，竟连逮捕党外人士陈菊，都遭美国当局以断绝武器买卖威胁，蒋经国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论做出其它强势压制反对势力之作为。
民进党人士编写的《绿色年代》一书，上册第57页，有一段颇有深意的叙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国驻台大使在希尔顿饭店约见陈菊，与当时到台北访问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费浩伟(Harrey Feldman)见面，费浩伟告诉陈菊：‘你能够获得释放，是以武器和国民党换来的。’”原来当时费浩伟的办公室桌上，摆了一份国民党买武器的清单，陈菊被抓后，费浩伟就刻意搁置这项武器采购，国民党了解后释放陈菊，费浩伟才批准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发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遇刺身亡，扯出台湾情报单位涉入此案之内幕，引起美国里根当局之严重不满。此后，蒋经国对党外异议人士的控管更形松手。两年后，以党外人士为核心班底的民进党成立，尽管该党相当程度上与台独理念若即若离，蒋经国可能因为投鼠忌器，未加制止。
蒋经国心里对美国暗助台独运动的蛮横作风，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的疏于算计，恐怕更是台湾走向一条歧途的主因。
李登辉问题
关于李登辉的政治背景──曾经是台共成员、接近台分子的书面报告，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可以从情报单位阴暗的档案室里，搬出一大摞来。
多年以前，笔者访晤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谷老曾当面出示若干文件档案，证明李登辉的身份背景。谷老在他著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241-245页写道：
“李登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约是民国35年前后。……民国43年，警务处逮捕潜逃至嘉义藏匿多时的叶城松，李登辉再度出现在他的供词之中，他说：‘我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李登辉，我进入组织后，接受杨廷椅领导’。……讯问时，牛坤树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继续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但蒋经国似乎没有考虑清楚，李登辉的台共身份只是“显性”，真正麻烦的是隐藏在他脑子深处的日本皇民化思维，与台独思想。
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总结
传记作者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40年的人为藩篱。
漆先生可能遗漏掉了点评，蒋经国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蒋先生为反台独，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当然，蒋经国晚年最大的遗憾，也是他自己最大的创痛，就是得不到部分异议人士的谅解。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他能延寿若干年，相信两岸关系可以走得更平顺，而不致多跋涉了20 年的漫漫崎岖路。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
当天上午 9时，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当他开始致词时，坐在第14排中间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全面改选“国会”)，蒋经国简单致词几句后，因体力不胜负荷，请“国民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书面讲词，当何宜武念稿念到有关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内容时，那几个民进党“国代 ”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
据蒋孝勇事后追述，“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过后，蒋经国显得抑郁寡欢，整天不讲话，显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经国先生吐血而卒。
陶涵的《蒋经国传》早已在大陆出版
一个现代的政治践行者
----专访《蒋经国传》作者陶涵教授
应该说，蒋经国是一个务实、心怀宽广的政治家，他对公众福祉的关心是真诚的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蒋氏家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关于这个家族的书籍也汗牛充栋。在众多描写蒋经国传记的书籍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江南(刘宜良)先生和陶涵教授的著作。
根据目前得到的史料，人们普遍认为江南是因为发表了《蒋经国传》而在美国被台湾派去的特务暗杀。但平心而论，该书的学术价值并不很高，外界对于江南被暗杀的关注也远远超过他的著作。
陶涵(Jay Taylor)教授系美国资深外交官，上世纪60年代曾在台北为美国提供政治分析和报告，中美建交后，他曾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馆，此后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为完成《蒋经国传》，陶涵访问了马英九、钱复、李焕、王升等160余名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并多次专程前往台湾和大陆，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赣州等地，遍访蒋经国遗迹和经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涵在写作《蒋经国传》时，引用了大量莫斯科和美国档案局尚未公开的材料，还充分运用“资讯自由法案”，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等提供涉及蒋经国而未解密的文件。
因为该书，陶涵被认为是对蒋经国研究最为透彻的学人之一。在台湾纪念蒋经国百年冥诞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专门接见陶涵，一起研讨蒋经国历史价值。
此外，作为一名外国学者，陶涵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被认为中立而客观。为此，《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了这位蒋氏研究者。
人物周刊：您是《蒋经国传》和《蒋介石传》作者，也在台北和北京都做过外交官，为什么会花如此多时间去研究两蒋历史？
陶涵：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梦幻年代。两蒋父子为重新评价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个世纪的头10 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帝国，女人们在裹小脚，男人们还拖着长辫子，外国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这个古老文明国度的一切权利。
在一系列的革命、对内和对外战争之后，中国变成了强大而繁荣的国度。尽管现在台湾和大陆仍处分裂当中，但“一个中国”已经成为政策基石，当然两岸还是需要灵活、耐心、民主的方式来谈判。吸引我的是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
人物周刊：您在台北曾担任过美国外交官，和蒋经国先生有过多次互动，我想知道他当时给您的印象是什么？在您看来，他和他著名的父亲之间有什么不同？
陶涵：在1960年代，我和很多在台的美国外交官对他印象并不好，他是管“国家安全”的“影子人物”，而且他还要为国民政府来台后的白色恐怖负责。应该说两蒋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者，蒋介石是一脚留在历史、一脚踏进现代的政治人物，更强调的是秩序和控制。
评点蒋经国，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的时代里，台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长期稳定和平的社会、国民健康显著提升、教育水平飞速发展、工业社会形成、经济高速增长、金融实力为世界瞩目，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均富理念得以体现。
人物周刊：蒋经国先生在大陆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在您看来他的价值是？
陶涵：蒋经国先生逐步意识到，民主价值是台湾与大陆健康发展的核心，这也是未来两岸达成共识，以及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实现和平共存的基石。
蒋经国意识到，在台湾实行民主化进程有很大阻力，他花了20年时间让这个体制逐步改善，而在他的晚年，民主进程迅速被他加快。
1969年他批准选举中实行演讲制度，候选人被允许通过演讲申明自己的政策。对于台湾和大陆这样文化复杂的地方，开放民主要包括演讲自由。事实上，不论在政策上，还是在长期实施过程中，这都被证明卓有成效。
人物周刊：蒋经国身上有很强的苏联元素，您如何看待他早年留苏经历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
陶涵：终其一生，蒋经国先生主张人人平等。他的亲民态度，得益于在苏联12年的经历，而他这种观念形成是自发的，并不是什么力量强加于他。在苏联的时候，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没有被斯大林主义洗脑。
他一直对苏联保有正面评价，直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他的态度才发生改变。
人物周刊：今天大陆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蒋经国为何会在晚年选择解严政策，您认为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选择？
陶涵：应该说是若干因素，驱使他最后作出了加速变革和自由化的决定。首先是他年岁已高，而且健康恶化。这加深了他对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恐惧，他很担心一旦他去世，党内的保守派会反攻倒算，这其中就包括了蒋宋美龄女士。他很害怕自己的改革会被停止，甚至开历史倒车。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因素，华盛顿已经中断了与台湾在外交和军事(除军售外)的联系。(注：根据中美协议，美国与台湾断交，而且撤军。)蒋经国认为，台湾如果实现民主，美国国会与公众舆论就会更加反对大陆对台湾动武，这也会让台独势力不会煽动改变现状闹独立。
最后的原因，则可说是在1980年代涌动着民主的时代精神，特别是菲律宾与南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彰显这一趋势。
他的最后两年，苏联“公开化”浪潮兴起，更坚定了其在台湾推行民主的信心，他在1988年1月去世前就已经开始做了。
人物周刊：前不久您在台湾与马英九先生有一个会谈，我很想知道，从蒋介石到马英九，台湾历经了4任领导人，您对他们分别是如何评价的？
陶涵：蒋介石从不认为他会凭借武力就能收复大陆，虽然大陆在1960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过他一些希望。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威权社会，同时又试图把传统的儒家伦理引入其中。1967年时，他说上天让他失去了大陆，而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给了他在台湾建立一个模范社会的机会，这是他之前多年的梦想，却没能在大陆实现。
蒋经国进一步巩固了台湾经济基础，实现经济转型与腾飞。他的措施是建设大型基础设施与加大教育投入，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放松威权体制。他的最大挑战，是1979年美国对台政策的偏移。与此同时，他还开放了对大陆的贸易封锁，并允许人员交流。
李登辉则代表了台湾本土化，他做到了，但又开启了台独的大门。
陈水扁，一位公然支持独立的台湾领导人，他的政党在2008年遭受重挫，原因就是他和他的家人大规模贪腐。(受访者注：事实上，作为前“总统”他能够被揭发，他的妻子被调查，反映出了司法独立在台湾已取得成功。)16年来，尽管台湾的领导人有独立倾向，但台湾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却更加紧密。
马英九的目标则是，与大陆关系正常化，寻求共同对话空间，同时无限期推迟海峡两岸的政治联系。他希望北京能减少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同时，他还要巩固台湾的国际地位。
人物周刊：从美国视角看中国近现代历史，如何评价一个威权领导人实施民主？
陶涵：这取决于其文化理念和政治价值观，还包括自身与国际的政治环境。
社会变革带来的成本，包括失去控制，这直接威胁到当权集团，他们要去考虑如何面对失去权力的可能性。对于台湾当权派尤为艰难，他们是少数派(外省人)。
人物周刊：在您的书中，参考了大量的美国和苏联的独家史料，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外人对蒋经国有误解吗？是什么？
陶涵：应该说，蒋经国是一个务实、心怀宽广的政治家，他对公众福祉的关心是真诚的。来台初期的蒋经国，长期被岛内外观察家视为其父亲政策的执行者。到了1980年代，他逐渐放松岛内控制，被评价为一个正直的现代政治践行者和改革家。
人物周刊：在大陆，人们对于蒋经国的印象还相当模糊，该如何理解一个真实全面的蒋经国？
陶涵：在政治层面，蒋经国是温和务实的人。他推崇开放、健康的社会，尊重不同政见。他知道在台湾施行自由民主，将会对外省人的统治地位以及“一个中国”原则构成威胁。
但到了1985年，他认为应该冒风险变革，这是台湾发展的最好选择，而不是尽可能维持国民党在岛内的一党专政。2008年台湾大选中的马英九胜选，验证了他的判断。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判蒋经国的一生？
陶涵：蒋经国应该坚决反对他的父亲实施白色恐怖。他也应该更早地在台湾推进民主化，这也许会遭到军队的反对。
蒋经国的功绩是使得台湾的经济腾飞，以及在教育、卫生、城市化、科技进步、国民收入提高和消除贫富差距等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
蒋经国和父亲蒋介石在重庆的合影，这时他刚好回中国没多久，正准备在政治上施展长材。图/秦风
台湾强人政治，在政治强人蒋经国手中终结，这是出自历史的必然，或是偶然，恐怕连蒋经国都难以回答
台湾政治强人蒋经国辞世已经21年，在这21年间有关他历史定位的讨论，随政局起伏变化，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今天不做，明天后悔”
比如他晚年启动的“催台青”政策(大力提拔年轻人特别是本省人士)。与外界认为蒋是“干纲独断”决策者的形象反差甚大的是，蒋虽是位高权重的决策者，但对政务推动仍有力不从心之苦。若非亲阅蒋的日记，令人很难置信蒋内心痛苦已到无可宣泄的地步。
具体事证如1972年，时逢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台湾退出联合国、蒋介石卧病在床，各种问题纷沓而来，在此期间，蒋经国的眼睛与腿疾因受糖尿病影响，已越来越严重。蒋强忍身心痛楚，积极处理迫在眉睫的危机，结果发现国民党官僚群仍未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令蒋不胜感慨。蒋不得不启用年轻官僚，配合本土化政策来改造国民党，如晋用毫无行政阅历的李登辉、宋楚瑜、马英九等人，均是此时期的产物。结果谁都没有料到李登辉、宋楚瑜、马英九等人至今仍活跃于台湾政坛，间接延续国民党的香火。
从这则事例不难看出，蒋自知健康状况出现问题，他看问题与处理政务都在和时间赛跑，蒋曾说“今天不做，明天后悔”，就是这种心境的反射。蒋经国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必然会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则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从故事中不难发现，蒋是位意志坚定的决策者，也就是靠这股意志，蒋不顾元老、将领、官僚的反对，决心终结强人政治。还政于民。
许多人认为蒋经国是政治强人，但很少人能回答下列两则问题：台湾强人政治为何会终结在政治强人蒋经国手中？为何在蒋主政时代台湾政坛不曾出现“夫人政治”、“侍从政治”、“太子政治”、“黑金政治”、“贪腐政治”？许多学术著作都曾对此问题有所探讨，但提出答案总难以令人信服。有几个事例，或许可供外界参考。
如蒋经国开放两岸政策，许多人认为是因“老兵返乡”问题而起。然而从许多资料显示，李光耀绝对是关键人物。如李光耀某次访问中国大陆，后来台拜访蒋经国，携带几株槭树树苗，蒋经国指示部属将树苗栽植于官邸、陵寝内，蒋经国的细微动作，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因为该树苗显然是来自大陆，蒋指示栽植的用意，表明两岸关系解冻已指日可待。果不其然，蒋指令马英九负责处理老兵返乡政策，为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预留伏笔。
再者如处理政务，蒋相当尊重部属权责，有一次海军总司令刘和谦签报军系人事晋升案，遭参谋总长郝柏村批驳。刘向蒋申诉，蒋找郝柏村当场下达指示，“人事晋升既是总司令权责，你应当尊重总司令权责，不能一个都不批吧！”郝回参谋本部旋即召见刘和谦，与刘沟通签报人事。尔后郝、刘因政见之争互不来往，但对蒋经国处理军系事务的态度，颇表赞佩。
至于处理民生问题，为物价上涨蒋经国一度要求俞国华下台，令俞吓出一身冷汗。蒋当政时代相当重视物价问题，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的物价，这些都是与民生相关的民生物资。有一年因石油上涨，俞国华将石油价格向上调两元，蒋经国看到电视报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则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以蒋俞交情，为一二元而争，争的是民心，而非钱财，这在政坛的确是少见的现象，若非俞国华亲口说出内情，外界实难理解蒋经国的坚持。
对于处理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当年台大学生李文忠、刘一德两名政治异议分子，为向“二二八事件”元凶彭孟缉抗议，于夜暗中在彭家外墙刷红漆、题字，经情治单位追查，发现是李、刘两位学生所为，案子送呈蒋经国，蒋仅问一句：“这两名学生几岁？”承办人员具实以报，蒋双手一摊说：“算了！”此事即从司法单位转交学校处理。
盖棺论定，为时尚早
上述列举事例，多半发生于蒋经国执政晚期，有人说：“蒋经国愈老愈开明。”这句话仅是皮相之论。在蒋经国执政之初，对军系与情治系统官员就很开明，蒋认为军系与情治系统为封闭性团体，统驭起来不宜有“一言堂”现象，否则必会危及政权稳定。所以蒋在选任将领或情治首长前，相当注重他们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官夫人”对外活动。蒋常去部属家中做客，只要看居家摆设及夫人举止，蒋就明白此人能否重用。
如台湾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是蒋宠信爱将，有一次蒋出其不意地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蒋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箴。以周中峰待人谦谨、叶翔之霸气纵横，都遭罢官之运，说明蒋经国统驭术有其独到之处。
再者如王升，一生追随蒋经国，对蒋他言听计从，只因发言不慎，调职后毫不避讳结交宾客，为剪除王的羽翼，蒋不惜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将王远谪巴拉圭。事后王虽多次上报要求返台牙颐养天年，蒋不为所动地训令王不得擅离职守，以免他回台引起政坛骚动。从蒋处置军情系统首长过程分析，他的个性有其阴狠一面，绝不因旧情私谊而影响政务运作。
蒋经国对党务整顿最为无奈。由于党务系统元老长年追随蒋介石，论排班资历，均较蒋资深，兼以元老们又与蒋宋美龄交谊不错，喜透过夫人影响政治，搞得蒋经国不胜其扰。如时任秘书长张宝树自诩拥蒋有功，有意进军“立法院”担任“院长”。但蒋不念张宝树的拥戴之功，将张调任空有虚位的“资政”之职，逼张在“立委”、“资政”间作抉择。待张辞“立委”，蒋则发布张出任“资政”，改由亲信蒋彦士调任秘书长，以此整顿党务系统。或许是党务系统树大根深，蒋多次整顿均未竟其功，成为其腹心之疾，问题延续至马英九主政时代仍未改善。显示整顿党务系统之难，连强人蒋经国都无法解决，遑论马英九。
至于政务系统方面，蒋经国惯用霸气纵横的技术官僚担当大任。当年李国鼎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终蒋任内，他虽不喜欢李国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国鼎得以推动台湾科学园区，及产业加工园区，为尔后台湾经济发展开创20多年黄金岁月。
其实李、蒋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蒋约见李谈经济议题，蒋听多讲少；而李则坚持己见，为解决彼此的摩擦，李所上呈计划，蒋会转交俞国华等人参核，若俞等人认为计划可行，就交由李国鼎执行。是以李国鼎在其回忆录指出，他虽对蒋发展经济构想并不以为然，但蒋能容忍他长达30年，他则充满感激之情。以蒋李关系说明，蒋的用人绝非是“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就因为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K.T。李的英名流传于外。此番“君臣”际遇，目前在台北政坛已成绝响，令人颇有不胜唏嘘之感。
台湾强人政治，在政治强人蒋经国手中终结，这是出自历史的必然，或是偶然，恐怕连蒋经国都难以回答。然而蒋终结强人政治，却为台湾带来长达20多年的政治乱象，或许是蒋生前都无法预料的憾事，责任应由谁负？政客、人民或是蒋经国？
回首前尘，蒋经国若仍在世，他怎么看目前台湾的政治乱象？蒋一定会说，清廉、勤政至多是官员基本素质，官员必须拥有与时间赛跑的智能，因为老病侵寻的蒋经国为改造台湾，每天都与时间竞赛直到油尽灯枯，凭借意志勇度关山，与年轻时代酒色财气均沾的蒋经国相比，几乎是判若两人。若要盖棺论定，为时尚早，除非史实公布，真实的蒋经国方能由史家做公允评断。
2009年4月13日，在蒋经国百年冥诞的纪念会上，马英九、李登辉、宋楚瑜悉数出席，李宋两人更是10年来首次同台
“你等会”
1984年2月15日，台北中山楼。国民党二中全会正在召开，蒋经国的办公室离会场不远，从舞台左边的小楼梯走上去就可以看到，办公室备有床铺，多数时间，蒋经国躺在那里休息。中常委们都在观望，究竟是谁从那个小楼梯走上去，谁又走下来，每个人都期待被蒋经国找去，这意味着有机会升迁。其时，蒋经国正为他就任第七任“总统”寻找一位副手，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李登辉获得了上楼梯的机会。
很多年后，李登辉回忆说，“后来我有机会当上‘总统’，做一些事情，最重要的瞬间，就是二中全会获得‘副总统’的提名。”从那时起，李登辉在“蒋经国学校”开始了漫长的“潜伏”，他即将全面参与台湾的民主化与本土化之路，并在其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在李被“钦定”后，台北政坛开始流传一个段子：在那次会议上，蒋经国进洗手间时，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追至走廊询问蒋经国属意人选，蒋经国说“你等会”，结果这句浙江口音浓重的“你等会”，被蒋彦士误听为“李登辉”，并且利用这个空档转告给了诸位中常委，于是李登辉顺利被举手通过。笑话归笑话，却也能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精英心目中李登辉的分量与形象。
李登辉1923年出生于台湾淡水，1940年代，作为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热血青年，曾两进两出共产党，1950年，在岛内大环境的压力下，他主动办理了自新手续，从此长期受到政治监控。1971年，受本省及外省友人的强力保荐，加入国民党。此前，李曾遭警总约谈17小时，询问持续一周，“足证蒋经国曾经企图澄清一些疑虑”。1972年，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李登辉以政务委员入阁，时年49岁。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李登辉虽历任台北市长及“台湾省主席”，但一般人对他的印象，仍不过是个受益于“吹台青”政策(1970年代以后，在本土化运动的压力下，蒋经国拔擢体制内的台湾籍青年才俊)的农经专家。
李登辉自己则早有预感，1983年7月，他在国民党中常会提出工作报告《省政府向下扎根的做法》，就获得蒋经国很高的评价。李登辉后来回忆说，“后来他为什么放心让我去当‘副总统’，我的想法是，第一，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早过世；第二项，就我看来，蒋经国多少受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选择我，可能是认为我和他具有同样的思想，是真正可以做事情的人……而且当时要求本土化的气势很强，他只能加强台湾的本土化，这样国民党才能生存。”
“宁信白种人的谎言”
同样是1984年，宋楚瑜结束了他“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兼“政府发言人”)的5年任期，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在这一年出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还有马英九，这位34岁的年轻人，三年前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经人介绍，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成为“蒋经国学校”中最年轻的一员。彼时马英九还是一个胖子，有时候，他在完成翻译工作起身后竟把椅子也“带”了起来，不免惹人发笑。要再过十多年，台湾进入真正的电视民主时代，瘦身成功的马英九才可以在全岛刮起持续不断的“马旋风”。
在蒋经国身边的日子里，马英九始终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扮演的是技术性官僚的中性角色，虽不显山露水，却也避免了卷入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和马英九不同，作为湘潭同乡的宋楚瑜个性鲜明、喜怒形于色，常常不按理出牌，这一点在选举时代会看得更加真切。不过在1978年12月，美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建交、与台湾“断交”前夜，正是宋直奔士林官邸，唤醒已经入睡的蒋经国，告知他美国驻台代表希望次日会见。蒋经国事后大赞其应变能力，一个月后，任命他为“新闻局局长”。
作为台湾历史上最年轻的“新闻局长”，宋楚瑜显然是尽职尽责的。1979年年底，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次年1月25日，英文流利的宋局长在台北向新闻界公开抨击美国《新闻周刊》对事件的报道，称其报道为 Yellow Journalism(黄色新闻，意指其报道风格小报化与哗众取宠)，“宁信白种人的谎言而不信黄种人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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