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又“挨骂”了。
美国同时向中国、土耳等国“极限施压”之际，《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他的个人微博呼吁中土两国加强联系，指称这是抑制土耳其国内宗教极端势力干涉新疆事务的最有效途径。然而这些说法与稍早前《环球时报》否认土耳其是“东突”大本营的观点一道，遭到中国网络舆论的猛烈批评。《环球时报》此前多篇承认“东突”大本营在土耳其的文章截图迅速在网络中流传。
“东突”即“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的简称，是中国维吾尔族人买买提明·艾孜来提199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建立的一个恐怖组织，该组织宗旨是缓过暴力恐怖手段，在中国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家。
土耳其长期存在高涨的反华势力，主张中国新疆独立（图源：Reuters)
西方媒体指谪新疆治理
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引起的争议，展现了中国舆论对新疆的强烈关注。与此同时，对新疆局势保持强烈关注的还有西方媒体和国际政治。
新疆一直是西方媒体圈的热门话题。《纽约时报》2015年11月曾经报道新疆警方关停VPN使用者手机服务；BBC则在2017年1月报道新疆温宿县“反恐”政策要求居民刀具刻上身份证号；德国之声在2018年3月报道了新疆对蓄长须、穿蒙面罩袍颁布的新禁令。
不过在近年来，西媒对新疆的报道内容由此起彼伏的暴恐事件，转变为了新疆反恐治理新政。相比于在暴恐事件中的相对模糊的态度倾向，对反恐新政则多持批评态度。其中，受指谪最多的是新疆的力度骤增的监控维稳，以及拘留改造举措。
现今，上述媒体都已加入了对新疆所谓“再教育营”的集中性报道。
2014年，新疆当地媒体曾报道基层采用“教育转化中心”、“集中教育培训班”等形式开展“去极端化”宣传教育工作。不过在一些西方媒体报道中，这些设置被称为“再教育营”、“集中营”、“拘留营”，甚至是“露天监狱”。
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讲师阿德里安·岑茨(Adrian Zenz)在2018年2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新疆5%的维吾尔族人，总计50多万人，曾经或正被拘留。
德国之声在2018年6月采访岑茨，称其为中国西藏和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政策专家。岑茨推测，被送到“再教育营”的人数规模底线大约有20万人。
美国之音2018年5月引用美国新奥尔良罗耀拉大学历史系助教莱恩·图姆（Rian Thum）的话说，“以我们能获得的最好的数据来看，维吾尔群体中的5%到10%因为他们的民族身份而成为了这些再教育中心的目标，这意味着人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
中国方面始终没有透露在“再教育”场所内接受“再教育”的人数。而综合西方媒体对“再教育”场所内人数的报道，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境外人员或组织的推测，而且数目明显不一、相差极大。
联合国里的一次激烈交锋
正如西方很多政治议程的运作模式，西方媒体的集中报道引起了政治层面的反应。2018年8月10日，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日内瓦审议中国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报告。
中国媒体对于此事保持缄默，而西方媒体传出的只言片语已经能够形成很大的声势。在这种反差明显的中西舆论环境中，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西在联合国的一次激烈交锋。
BBC报道称，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观察等国际民间组织，向委员会提交有关证据，称当局强迫被关押的维族人听政府的政策宣讲。
《纽约时报》称这些报告表明，中国在西部新疆地区拘留了100万乃至更多的维吾尔族人，并迫使多大200万人接受再教育和灌输洗脑。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俞建华率领一个48人的代表团，对此予以明确驳斥。一名成员直称，"将100万维族人关押在再教育中心的说法完全同事实不符"，并表示“那些被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迷惑的人，理应得到帮助，重返社会和重获教育权利”。
俞建华则申明了中国治理新疆的成就和中国式价值观，他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五年已使2,000万人脱贫，民族地区经济大幅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显然在中国方面看来，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人的“人权”里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在过去数十年里得到了最好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取得巨大发展，人口激增，不过却同时出现了恐怖主义势力（图源：VCG）
然而，西方的关注点并不在此。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副主席麦克杜格尔(Gay McDougall)表示，中国方面的反驳非常"单薄"，"中国无法全盘否认再教育项目的存在"，"100万的数字是错的，那到底是多少人？"
俞建华之后继续回应说，有一些会议代表拿着"没有根据的材料作为可靠消息"，而这些消息，"来自一些企图分裂中国的组织"，它们同恐怖组织"有联系"。
在西方媒体报道里，没有提及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所审议报告中“100万”、“200万”两个数字的确切来源。
值得参考的是德国之声早前采访岑茨时，后者曾透露，“有一个当地警察局的文件，但是目前这份文件还不能得到证实，外国维吾尔团体得到了这份文件，《新闻周刊日文版》(Newsweek Japan)发表了其内容。其中提到的数字是89.2万人，但并不涉及新疆所有地区，一切较大的城市以及乌鲁木齐都没有被包含进去。估计，整个新疆地区大约有106万人被关到‘再教育营’中。”
岑茨的这句话，同样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知是否便是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所审议报告两个数字的来源。
至于向该委员会提交“证据”的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观察等国际民间组织，在外也是颇有争议。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张亚中曾指出，（国际特赦组织）这些NGO的目的都有制造别国内乱的动因，为欧美制造武力或非武力干预的借口，最后在当地扶植一个亲西方政权、或是退一步至少让其陷入动荡与无法发展，减少西方的竞争者数量。
伊利诺伊大学国际法学者法兰西斯·波义耳（Francis A. Boyle）曾任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董事，他在《NGO与颜色革命》一书中指称，“国际特赦组织背后的首要动力不是人权、而是政治，其次是宣传，再次是金钱，然后是增加成员，接下来是内部势力争斗，再接下来才是对人权问题的真正关心”。
中国媒体的罕见报道
事实上，对新疆最有话语权的是中国官方和官方媒体。尽管新疆反恐形势严峻、话题敏感，仍有一些有限渠道能够发声，例如发挥空间相对较大的《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在8月12日发表了一篇社评予以回应，标题是《捍卫新疆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其文称，“毫无疑问，新疆当下的和平稳定有高强度管制的贡献，走在新疆各地，警察和治安哨所随处可见，它们本身就是对新疆当下局势的一种注脚。但这是新疆重建和平繁荣必须经历的非常态阶段，是它今后逐渐过渡到宽松治理必须经历的台阶。”
该报社评延续了一贯的立场与理论风格，而要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凤凰网在2015年10月推出的系列新疆调查，更有参考价值。
据其报道，数十位新疆县乡级官员都表示，在新疆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迫切性。现已是吐鲁番市委常委的朱雪冰认为，“黑盖子笼罩在村里，藏匿比较深，老百姓不敢检举，基层组织不敢发声，也没有威信。严打开路是必然的，没有严打，去极端化也好、群众工作也好，一切工作无从谈起”。
现任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曾经担任新疆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他解释了新疆暴恐形势发展的过程。“最早主要是从野阿訇及朝觐回来的一些人那里开始，把外面的宗教极端思想带回来，通过探亲、经商、旅游、学术交流等形式，不断渗透到新疆。随之非法宗教活动（地下讲学经等）不断活跃，非法宗教宣传品泛滥，导致宗教极端思想加剧蔓延。再后来，互联网及手机通讯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种极端思想的渗透最早是从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开始，婚礼、葬礼感触最明显，婚礼不唱不跳、葬礼不哭、禁止烟酒，还乱区分清真不清真，从食品扩大到各种生活用品，进而出现年轻人留大胡须、女人穿戴蒙面罩袍等现象。”
“三股势力”成为新疆的最大危害
熊选国还总结了宗教极端势力的三个特点：一是强烈的政治性，鼓吹“除了真主以外，不服从任何政府、任何人”，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歪曲宗教信仰为政治纲领。二是强烈的排他性，恶意发挥、扩大宗教教义中具有排他性的内容，煽动宗教狂热、激化民族矛盾，把信仰“安拉”以外的一切人都当作“异教徒”，对“异教徒”戏弄、嘲讽、孤立、恐吓，甚至残害。三是强烈的暴力性，即所谓的“圣战殉教进天堂”，采取暗杀、爆炸、暴乱等反人类的暴恐手段，残害各族群众，制造民族对立，推翻政府、分裂祖国。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透露了2013年北京天安门前的“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件的一些细节，称暴恐团伙首犯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带着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打着黑色圣战旗帜，一起自爆身亡。
破“心中贼”
“击毙一个暴恐分子好？还是减少一个好？”是现已任新疆政法委副书记的张秀成曾经一遍遍反问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他被洗脑之前，通过教育增强其抵御能力？”
这可能正是中国在新疆开设众多“再教育”场所的用心所在。
至于如何进行“再教育”，报道也有详细论述。新疆监狱系统去极端化专家组组长阿布都瓦依提·赛迪瓦卡斯表示，他会采用向危安（危害国家安全罪）、重刑犯人最多，东突、东伊运、伊吉拉特、伊扎布特等组织骨干头目讲宗教、辩经，期间穿插案例、辅之以人性情感化的方式进行。
“先用正确的宗教教义把他脑子里极端的东西去掉，接下来讲怎么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怎么才是一个好的穆斯林，现世怎么劳动、怎么孝敬父母、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后世才能进入天堂。”阿布都瓦依提表示。
起初一度有重型犯公开声称“要干掉他”，几次谈话、几轮激烈的辩经下来，大部分被转化，少数较顽固派甚至需要数十回合交锋……一年下来，监狱系统转化率达63%，其中包括“东伊运”头目和“伊扎布特”头目被转化过来，自愿现身说法，而那位要干掉阿布都瓦依提的重刑犯也心服口服。
中国古代在军事、哲学、思想等领域皆有建树的王守仁曾有一句名言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新疆正在做的事情，不仅包括“破山贼”，还需要“破心中贼”。如果说新疆人被极端思想感染和控制是被洗脑了，而现在新疆正在做的“破心中贼”过程，则是一次“反洗脑”。这是最受指责的地方，也是取得反恐实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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