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外交变得积极有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不少分析者将此解读为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下理念和大同理想的复归。
可海外许多人非但不相信这些，反而持怀疑、担忧的态度。比如，今年6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批评中国这一外交理念：“明朝看起来是他们的模式，当然以一种更强悍的方式，要求其他国家成为他们的朝贡国，对北京叩头；推行‘一带一路’，而这个多元化的世界有很多条带，很多条路；（中国）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复制他们国内的威权模式。”
马蒂斯批评中国外交是在复辟明朝的朝贡体系，这其实代表海外不少声音。图为马蒂斯（中）访华（图源：Reuters）
再如，2017年底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发表《中国的债权帝国主义》一文，指责中国正在使“从阿根廷到纳米比亚再到老挝等许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一个新帝国巨人，用天鹅绒手套隐藏着铁拳，压制着那些小国”，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帝国主义”的野心计划。
概括而言，上述质疑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不相信中国的天下理念，认为这是在恢复朝贡体制，是中国版“帝国主义”；其二，认为朝贡体制是掠夺和压迫关系。
如果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定了解，就不会这样简单认为。一方面尽管今天中国是否能实现理想的天下理念尚有待历史验证，但不能片面否定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行“一带一路”战略背后的天下抱负和理想情怀。要知道，天下理念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抱负，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里。
作为一种理想和抱负，天下理念诞生于先秦时期，既是代表一种最高最大的“共同体”概念，存在于国家之上，意在超越以邻为壑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交往模式，又是一种文明秩序和人伦关系，倡导“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反对恃强凌弱、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同时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面的最高理想追求，推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
“一带一路”战略反映了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下理念（图源：新华社）
正因这样，中国几千年对外交往史非但未发展出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反而有一种跨越种族的理想主义。明朝时期，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写道：“尽管中国人拥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和海军，要征服邻邦，轻而易举。但皇帝和人民，都不曾考虑，对外发动反侵略战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和欧洲人真是截然不同。欧洲人成天只知道对外扩张。”历史确实如此，与西方历史上累累暴行的殖民压迫不同，中国古代“天下观”即便后来被扭曲为朝贡体系，也散发着可贵的人伦色彩，甚少出于私利干预周边国家，更不会暴力欺凌弱小国家。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虽是一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世界秩序，背离“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现代国际观，但如果就此简单以为中华朝贡体系是一种类似于西方殖民体系下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掠夺和压迫关系，则又是严重背离史实。
公元1523年5月，一场大规模武斗爆发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当事方不是中国人，而是两个日本贸易使团，他们为了争夺对华贸易，彼此之间大打出手，造成大规模伤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争贡之役”。爆发的缘由是明朝出于国对国朝贡贸易的考虑，授予日本统治者勘合符，以此作为贸易往来的凭证，但后来因为日本内部政局发生变动，各方势力为了争夺朝贡机会而爆发冲突。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朝贡体系并非一无是处，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合理性，至少对朝贡国是有益处。
不单如此，古代中国周边国家许多时候是自愿朝贡。比如，明朝灭亡后，末代君主崇祯的年号却被朝鲜在内部公文里一直沿用200多年。那会满清早已夺取政权，正值鼎盛时期，朝鲜如此逆着时势，只能说它认同华夏文明。这也反过来说明朝贡体系除了有国力作为支撑的“以力辅仁”面向，更有文明和道德吸引力面向。
在天下理念的浸染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人伦和道德色彩（图源：VCG）
上述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朝贡体系异于殖民体系。晚清外交家曾纪泽说过：“盖中国之于属国，不问其境外之交，本与西洋各国之待属国迥然不同。”日本学者加藤阳子也曾分析称，朝贡体制是“多元体系，使各个国家和民族保持自己个性的同时，又能够承认彼此的存在，它是一个共存的体制……近代的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的经济关系是不能和它相提并论的。”换言之，朝贡体系固然有缺陷，但绝不是殖民体系，而是具有一定非强制性，倾向于透过德教礼治来影响周边国家。
而且朝贡体系的不平等性主要体现于礼仪层面，并往往因为古代中国奉行“厚往薄来”政策，朝贡国获得更多实惠。据历史学者张宏杰在《朝贡体系是怎么导致大明财政崩溃的？》一文的分析，古代中国“构建朝贡体系并不容易，除了政治上的努力，还有经济上的代价”，“中国对朝贡国一直采取厚往薄来政策，朝贡国进献的贡物，都会按价付钱，而且比市场价格要高出很多”，这对朝贡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数倍、数十倍暴利驱使周边国家争先恐后前来进贡”。显然，这种朝贡体系虽早已过时，于古代中国更带有强烈的好大喜功、满足虚荣心、打肿脸充胖子的色彩，但迥异于殖民体系下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掠夺和压迫关系。
所以说，真正的天下理念绝不是恢复朝贡体系，更非恢复掠夺和压迫关系的“帝国主义”，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互利共赢、和而不同的文明理想，精神内核与大同世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命运共同体一致。这对于自1648年以来奉行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言，不失为一剂良药，有助于人类在国家主权和世界主权之间达成平衡，摆脱长期以来的博弈、对抗乃至你死我活的丛林秩序。尽管这种理想的实现非常困难，但至少提供了一种方向，想象了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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