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了，如果你对深圳开始萌生退意，如果你已看淡深圳商业前景，如果你觉得深圳已经没有资格做中国的导盲犬，如果你的深圳梦已然黯淡……，那么，在深圳特区38岁生日之际，与温和的深圳主义者老亨促膝长谈一回吧！
又是8月26号了。
深圳民间一班人张罗着给38岁的深圳特区过生日。深圳地产圈的著名职业经理人郭兆斌说：“我们都是受惠于深圳的人，应该感恩深圳”。“即便没有豪华的仪式，没有盛大集会，也不妨碍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坚持”。这席话郭兆斌说得很随意，于我却触动甚大。我内心一阵刺痛：
没有万马奔腾，何妨一个人坚持？
不能天天絮叨，在深圳生日会的特别时刻，何妨叨咕几句？
这就是我继去年特区生日会纪念文章《37年，深圳一直是个意外》之后，接着写下今年这篇《38年，深圳不可失守的8条底线》的直接缘由。
底线1：见弃者，不可弃！
就在我搜肠刮肚琢磨到底该为深圳写点什么的时候，一篇题为《我租的房子被WK收走了》的网文刷了屏。刷屏的理由之一当然是把WK的名字写进标题，十分吸睛；理由之二呢，就是呼应了从北到南的涨租潮，一般人在深圳居留的门槛又升高了。我恰巧认识这篇网文的作者，一个秀外慧中的湖南女子，名唤无香，是熟读《红楼》才能起的如此好名字。这篇网文可说是她最没文采的一些生活遭遇实录，却引起了最多认识不认识的人的关注。因为她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像无香这样的女子都无法成为深圳人，那么深圳人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我多次说过，深圳人是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早年间，深圳人是一群加完班赶去跳迪斯高的工厂流水线上的年轻人，他们把深圳人的平均年龄拉低到20岁多一点；接下来他们进入恋爱季节，赶趟儿成家立业，催生出“四季花城”；再接下来，深圳的街上到处是婴儿车，深圳的公园里到处是带着孙儿孙女溜圈儿的老头老太；当然，也有在内地赚了钱的，前些年像买白菜一样来深圳买楼，他们人虽不一定在深圳，但是到底也要算成深圳人的。英雄不问出处，不错的，“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人的成分越来越杂芜，我们甚至越来越说不清什么是深圳人了。
前些年我们一直在呼吁多留住一些这样深圳人：他们在深圳打拼成功，有实力移居北京、上海、广州，有实力移居纽约、伦敦、温哥华。他们倘能在深圳有一套满意的房子，或半山，或伴海，孩子有满意的教育环境，家人有满意医疗环境，他们的生意和事业有个宽松的发展环境，他们个人有个自由舒心的小圈子环境，哪怕他们事业做到全世界，那他们也还就是深圳人。倘若这样的人们一成功就弃深圳而去，那么深圳就还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城市，甚至不算一个合格的城市。为了留住这样的深圳人，吸引这样的深圳人，深圳的城市发展应该围绕他们的满意度来规划、设计、建设，这样才算城市跟得上人的脚步。
而今，无香的网文提醒我们：深圳应该始终为这座城市的新人留着一条梯子，让哪怕是最穷愁潦倒的来深者有着通达深圳主流社会的一线机会。38年来，在众多投奔深圳的人们中，不乏婚姻失败者、事业失意者、意见不合者、屈志不伸者、性格和知识有缺陷者，他们在老家四处碰壁，头破血流，艰难竭蹶之际，横下一条心，来到深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深圳。我做深商研究15年，我发现很多深商领袖、深圳精英，他们当年就是这样一群见弃者，走投无路之际，来到深圳，背水一战，最后成为深圳人的楷模。
我不知道，未来深圳的城市灯光会如何的炫彩，我唯有希望深圳继续为这个世代这样那样的见弃者留一豆灯，留一丝念想。深圳应该成为沉入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最后的希望，而不应该被这样的人们视为畏途。城中村的握手楼可以拆，新移民的寮屋公屋可以建！上流社会的半山、海岛可以开发，底层人登堂入室的上升通道切记不能断！
一个落魄者都满怀希冀的城市，才是最有力量、最具创意、最坚不可摧的城市。
底线2：别回头，回不去！
很多深圳人，其实从来没想过要真正成为深圳人。
早年间洗脚上田的农民，他们来到深圳的工厂流水线，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现代产业工人。可是他们绝大多数人，99%的人，不曾想过要留在深圳。他们在老家有田、有地，有老、有小，那才是他们的家。来深圳是为了捞外快，赚点钱回去补贴一点家计，如此而已。
他们踏上了新世界，却满脑子衣锦还乡，从没想过开辟新家园、开启新生活。
随着知识白领越来越多地进入深圳，他们的想法变了。这些因为考大学离开农村、回不去故乡的人们，开始把深圳当做未来的家园，并以“致新大陆”的眼光打量深圳。老实说，这就是当年因特虎深圳主义思想的温床。
很快，小有成功的淘金者也不想回去了。
很快，回去后不适应故乡环境的人们又回来了。
很快，“北上广深”、“ 中国第四城”的虚荣心吸引来一些不知深浅的来深者。
但是，高房价击退了移民潮，高科技击退了普通淘金者。
“深圳，你是到来还是开去？”
再次纠结于人们的内心深处。
TO BE,OR NOT TO BE?
再次寻求新的答案。
这是一个需要彻夜长谈的话题。
我只能给出一个简短的回应：
深圳是一条不归路！
别回头，回不去！
38年，深圳之变，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部分。
上海曾经走过的路，返回来还得再走。
深圳已经走过的路，不可能再逆转。
还需要我过多解释吗？
还需要旧夹袄里的虱子来咬醒你吗？
一个真正的深圳主义者，可能无缘开新，但是至少不能恋旧。
记住这一条：
挥别一个旧世界，千万别走回头路。
底线3：信守商业法则！
有人问：“老亨你也是个土农民出身，为何对深商研究一往情深？”
问到点子上了。
我老家楚南农村黄家冲，几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前胸贴后背的苦日子。大学毕业阴差阳错到了一家卷烟厂工作，这家小小烟厂是当地的财政支柱，烟厂里的小伙子大姑娘大多来自农村，却有着农村人无法企及的工资福利。这促使我去关注农业与工商业的差异，也是后来考研究生选择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方向的原因。
亚当•斯密们帮助我解开了财富之谜。
我来到深圳后，用亚当•斯密们的方法观察到财富增长的深圳样本。
我的观察结果是：
繁荣不是来自对既有财富不择手段的搜刮与聚敛，而是源于对新财富和新价值合乎理性的创造和追求！
城市化、商业化，使人类获得了相对于农业文明的更强大的产业竞争力。一是城市交易系统发达到社会分工合作无所不在的地步，分工很细，专业要求很高，商业交易频密，几乎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城市交易链上的一个环节……结果是形成了集约经营的、效率比农民单干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的规模经济；二是城市制造业因为科学发明、技术创新而日臻完美，几乎达到无所不能造的地步，从而从根本上结束农业社会中人类靠天吃饭的历史。
乡村不再是新材料的来源地；生物工程把农业也迁移到城市，即使在郊外的农场，那里的农业生产也是按照工业生产的模式来进行的；人气稀薄的乡村甚至不再是城市产品的主要市场，古色古香的乡下农舍可能是个不错的周末度假胜地，但再也不是我们世代聚居的家园。精心打造的城市及其近郊才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场所。
由此观之，乡村回不去了，也没有必要回去，城市才是我们的归宿，而城市之优劣取决于城市之于商业的便利程度！
广义上的“商业”才是城市的命脉。
商业上的便利性，才是城市优越性的最基本的依据。
看一个公司有没有前途，有且只有三个标准：一，是否拥有好的商业创意；二，是否拥有将商业创意完美实施的执行力；三，是否拥有持续创新的能力，即：持续获得好的商业创意并使其完美实现的机制和能力。
评价一个城市、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商业竞争力，只需看一个其貌不扬、只有一纸商业计划书的穷小子在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命运：如果他遭遇的是当地人的白眼、是投资者的迟钝、是政府官员的傲慢、是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是对商业利益和知识产权的无法无天的侵害与剥夺，那么这个城市、这个地区是绝对没有前途的。相反，如果当地人一听有好的商业创意就眼睛发亮，有意向的投资者敏感而精明，包括政府等公共机构在内的中介服务热诚而专业，工商和城市管理制度都是本着便利商业创意展开的精神而设立，舆论和司法对合法商业利益百般呵护、细致而周密，社会评价普遍鼓励商业冒险、鼓励个人创业，那么这样的地方一定是比尔•盖茨层出不穷的地方。
按照上述标准来衡量，深圳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最适宜个人创业、最便于商业创意展开的城市。
尽管这种优势主要还是源自移民城市的天赋和香港商业惯例的熏染，但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商业领域正在诞生新型人格的企业家，并且奉献出 “以人为本、创意为王”的全新的商业价值观。随着这种价值观风靡全社会，不仅将颠覆传统乡宦社会的价值伦理，而且将颠覆近代以来古典主义的商业伦理、财富伦理。
深圳蛇口之所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圣地，就是因为信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从而点燃了中国商业文明的圣火。蛇口商业文明灯塔的高度，我们迄今还在仰望。
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所作所为，正与昔日的蛇口精神渐行渐远。
请凝望蛇口，默念我们久违的商业理想。
底线4：正视公共治理！
80年代的广东，“当干部”是一句骂人的话！
彼时间，好男儿下海经商闯世界，孬种才留在机关当干部。
那可真是三千年未有之新局啊，人们意气风发争着当“老板”。
今天，斗转星移，公务员招考门庭若市，中小企业主忧心忡忡。
如何看待“农人”、“商人”与“官人”的人生选择呢？
汉高祖刘邦的二哥，是个兢兢业业种田持家的人，不像刘邦那样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刘老爷子曾经教育刘邦要向二哥学习，安分守己，务点正业。可是世道混乱，刘邦趁乱起事，浑水摸鱼，结果入咸阳，败项羽，得了天下。得意洋洋地向老爷子夸耀：“某业所就，孰与仲多？”意思是：我得到的大汉天下与二哥的家业相比，哪个更多，哪个更大？
刘邦之后，聪明的中国人都开始不问耕耘，专以经营天下为务。野心大点儿的，拜把子拉帮结伙打天下，以革命为名，以争夺天下为实，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以天下为一己一姓一伙之私利。胆儿小点的，投机钻营，向得势者投怀送抱，卖身为奴，图分一杯残羹冷炙。天下利出一孔，社会精英只有加入“官人”集团一条出路。是乃秦汉之制以来，中国社会之真相。
居此社会，大把中国精英成为“只会站队、不事生产”的“官人”，从来没有机会去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好商人。
徽商好不容易积累了一点财富，转回头却教子孙读书做官，资本的原始积累转瞬之间为官僚社会买了单。晋商决绝一些，却也没有商贾传家的文化支撑，余秋雨先生曾经为此大为感叹。闽商、潮商洒脱得多了，却也只是在商言商，不及其余的。潮商经营四海，生意很成功，家乡的公共治理却乏善可陈，以至于深圳才是今日潮商的新首都。
在商人族群向商人社会迈进的过程中，熟稔商务的公共治理至关重要。英国都铎王朝的建立者亨利七世，号称“商人的国王”，工业革命因此才从英国开始。与此同时，法国波旁王朝亨利四世的理想却只是让法国农民“每个星期天锅里有一只鸡”。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先生请工商界的“五老”吃火锅，足见中国改革开放是摸着什么样的石头过的河。袁庚身陷囹圄五年半，走出铁窗后，跟随交通部长遍访世界各地，这才有招商局在蛇口试管中的惊艳与辉煌。
今天深圳的公务员，可以说是从学校和部队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出来的。但是从学校到机关，从营房到机关，受过多少工商历练？我记得80、90年代，深圳公务员参照新加坡公务员的选拔培训机制，经常有机会选送出国，学习培训。现在深圳的公务员去一趟香港都越来越不容易。
一个完全不接触商业社会的公务员，他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治理决策的时候，将会如何表现呢？
商业社会之于公务员的压力，一点也不会少。高房价、高物价，最不能承受的其实是普通公务员。一个小店主，面对房租上涨，他也可以用加价来应付，大不了茶叶蛋涨五毛，杂酱面涨一块，水涨船高，高涨的房租转嫁给了顾客。一个普通公务员，他的工资不是想涨就涨的。财政预算越严格，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就越没有灵活性。没有单位小金库，小公务员拿什么来应付今天涨五毛、明天涨一块的茶叶蛋和杂酱面？
按照市场法则为公务员定价，面向社会招考有商业经验的公务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视公共治理，让公务员成为一个正常的、体面的职业，这很重要；让有商业经验的人们参与公共决策和城市治理，这尤其重要。
公权力不能成为蝇营狗苟的工具，公权力应该成为商业社会蓬勃发展的原动力。
底线5：拥抱全球化！
2008年以来，反全球化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但是我要说，深圳必须拥抱全球化，与世界同行。
深圳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全球化。
深圳因为参与全球化的分工，以制造业优势获得相应的工业财富，是有道理的。
工业财富不同于农业财富，工业财富需要广泛地进行工业加工；工业财富也不同于简单的手工业财富，工业财富需要大量生产、大量复制，而不是精雕细琢强调个性独特性的手工艺品。这就需要规模，只有规模才能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生产一根绣衣针，即使可赚1元，手工生产一天10根，也只能赚10元/天；机器生产绣衣针，每根只赚0.1元，但是一天生产10000根，可赚1000元，效率是手工生产的100倍。温州、义乌的纽扣厂商、纽扣批发市场，每颗纽扣只赚几分、几厘钱，却包揽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大量的纽扣生意，大发其财，道理就在这里。
大规模的生产，依赖大规模的销售。如果大量工业产品形成积压，销售不出去，不但利润无法保证，而且全部投资都会血本无归。所以工业资本总是不断地开拓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销售体系，把每一个人都变成自己的顾客。资本家不是地主，地主到处圈地，资本家原则上只要市场。近代英国人那么起劲地攻击大清帝国，无非是希望大清帝国打开大门做生意，希望每个中国人买他们一顶圆筒礼帽、穿他们一件呢子大衣。四亿中国人、四亿顶礼帽、四亿件大衣，英国兰开夏的毛纺厂得加班加点干多久啊。可惜，中国只是个历史悠久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国家，对于国际贸易了无兴趣；中国人只对瓜皮小帽和丝棉织物感兴趣，对圆筒礼帽和呢子大衣没有需求。这是横行世界的英国商人始料未及的。
幸运的是，深圳开埠以来，碰上了最好机遇期。全球经济高速增长，产业转移正好需要深圳接盘。香港、台湾的资金、技术、成套设备、成熟的海外市场、成体系的企业管理经验与内地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在深圳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了一起，融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诞生了深圳经济奇迹。原住民的土地、外来民工的劳动力，在国内市场原本不值钱，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后获得了国际市场价值，形成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
深商的第一桶金，正是得自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一是贸易利得。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成效显著，中国大陆的城乡居民对于生活类消费品有了极大需求，也具备了一定的购买力。恰恰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可以大量制造、经销如香皂、丝袜、T恤、领带、西装、运动鞋、玩具、金器、银器、小家电、简单电子消费品等轻工产品。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80年代、甚至90年代，那么多内地人争先恐后地涌进深圳，其实到不了花花世界的香港，只能在盐田“中英街”过一过购物的瘾，在东门、国贸、友谊商店，匆匆走一圈，喝一喝港式茶，买一点香港货，就为深圳商家带旺了生意，就为深圳城市赚足了人气。这正是深圳普通商人最初看得见、摸得着的“得自国际贸易的好处”。
二是土地红利。香港招商局为什么相中蛇口，要来蛇口开发工业区？首先是因为香港招商局在香港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无法在短期内取得大的发展，不得不选择到深圳蛇口发展，以便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蛇口离香港极近，蛇口与香港的经济落差却极大，在蛇口与香港之间有巨大的获利空间。雄心勃勃的蛇口人把握了利差机会，不仅赚了钱，完成了制造业的原始积累，还“偷盗”了现代工商文明的“天火”，打开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潘朵拉”匣子，这才是蛇口经验的关键。
袁庚主导的招商局当初准备扩大船舶修造业务，增加中流作业的能量。前者需要增设浮船坞，后者，需要增加驳船仓库，兴建集装箱码头，两者需求的都是场地。当时的香港，尺土寸金。香港中环的地价，每平方英尺15000元港币，价格之昂贵，仅次于日本东京的银座，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亦在500元港币以上。而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土地价格几乎为零。
李先念大笔一挥就给了袁庚整个南山半岛，而袁庚核算了一下开发成本，只取其中的2.14平方公里。按照香港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500港元，约合每平方米5000港元的标准计算，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价值10亿港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就更多了。在全球市场之外的土地估价几乎为零，纳入全球市场就可升值上亿，这就是最初深圳土地红利的巨大空间。
三是人口红利。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70年代，但是真正严格执行“一孩政策”是80年代的事了。在此以前是“人多力量大”，放开肚皮生。生于60年代、70年代的人在80年代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好处，受到了比较好的基础教育，洗脚上田之后，稍加调教，就是难得的产业工人。农村改革之后，农民无后顾之忧，进城打工只要有现金收入就心满意足。对于他们的物质激励，是低至几分钱、几厘钱的计件工资。就是在蛇口，初期开发任务很重，为了打破大锅饭，鼓励运泥车司机多拉快跑，制定了“惊世骇俗”奖金激励制度：运泥车在定额之外每多拉一车，奖励4分钱！就是这四分钱，惊动了中国最高决策层，惊醒了端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的中国人。
一般而言，80年代至90年代初，深圳人的平均工资大约是香港同行的十分之一，是内地同行的十倍。制衣厂的熟练工，在深圳如果是拿500元/月，在香港可能是5000元/月，在内地则可能只有50元/月。1990年，深圳制造业工人已经100万人以上，按照平均年薪6000元计算（包食宿），100万打工人群至少为内地赚取60亿元打工收入，为深圳制造业节约近600亿元人工成本（仅仅是相较于香港制造业，如果与欧美制造业相比较，人口红利空间更是数以千亿计）。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的同时，沃尔玛在深圳建立全球采购中心，每年采购金额150亿美元，深圳和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源源不断送上沃尔玛在全球的货架。沃尔玛得以大幅降低成本，使其供应链在平坦的世界得到极大优化，屹立全球五百强榜首。与沃尔玛同时，麦当劳、欧姆龙、松下、三洋、家乐福、飞利浦等在深圳都设立了全球采购中心。
正是从这时起，深圳和中国开始赢得“世界工厂”的声誉。
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说：“深圳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生产出口基地，每年出口额超过20亿美元。美国人购买的圣诞树，每10棵中有7棵产自深圳。美国白宫所用的圣诞树，多年来均来自深圳布吉的一家加工厂。国际大型超市沃尔玛在全球销售的圣诞树全部由深圳提供。”
2006年12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深圳的成功得益于一个简单的公式：廉价土地、工作热情高而又顺从的工人和宽松的环境标准，这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商。深圳1200万的总人口中有700万是民工，这与上海1800万人口中只有200多万民工形成对比，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真实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心脏。”
2007年，中国“世界工厂”名声最盛的时候，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英国，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个“相信中国制造”的论坛。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白乐威说：“我在家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微波炉，我在办公室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复印机，就连我女儿穿的服装，也有许多是中国制造的。一位来英国访问的中国商业代表团的女成员曾经向我抱怨说，她曾用一个下午在伦敦购物，想买点儿英国特产送给国内的亲友，但她看中的商品，却都是中国制造。”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那一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3527.8亿元。深圳制造囊括了34个工业行业，能够生产出上千种工业产品，三十多种产量居全国前列。其中，集装箱占全球38%，硬盘驱动器占全国50%、全球10%，计算机磁头占全球近60%，激光唱头占全球超60%，程控交换机占全国40%以上，基因工厂乙肝疫苗占全国51%，钟表占全球45%，黄金饰品全国市场占有量达70%……，连跟着深圳发展的邻居东莞也可以扳着指头，数着自己在全国和全世界的第一了！
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全球化之于深圳的好处，就说到这里。面对世界，我们是拥抱、融入，还是仇视、排斥，已经不用我在这里好说歹说了。
底线6：拥抱互联网！
深圳一直被誉为“中国最互联网城市”，不仅是说深圳是中国乃至全球IT产业的制造中心，深圳拥有最完整的IT生产供应链。
深圳还是陌生移民大量超过本地原住民的城市，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值得新移民效仿；深圳陌生人年轻且数量庞大，他们骤然之间聚集在深圳，用什么方式来沟通和交往？当然首选互联网！这是马化腾的QQ在深圳大行其道，而在原创国以色列却乏人问津的根本原因。以色列人口稀少而文化渊源深远，用不着通过QQ来社交；
而忙碌且陌生的深圳年轻人却正好需要QQ这样的虚拟社交来满足内心的空虚。吴晓波的《腾讯传》没有写透这一点。
如果说老北京文化的技术基础是旧式的毛笔书写和刻板印刷，老上海文化的技术基础是近代报业、出版业、无线广播和电影留声机，那么全新的深圳文化的技术基础就是基于IT技术的互联互通。
抑制网络，对于其他城市影响不大，对于深圳，却是致命的。
深圳在大学、图书馆等传统文化基础设施方面积淀不多、级别不高，如果互联网方面也不得施展，那深圳简直就是束手就擒。
事实上，互联网技术也是中国赶超世界的捷径。可惜的是，很多时候，中国互联网是在自废武功。微博花在内容审核方面的成本已经使得微博运营无利可图；大量生产内容的个人网站关闭后，百度搜索引擎变得没有内容可搜，只能自己生产内容供自己搜索，这如何与谷歌竞争？微信公众号内容及其广告基本上都是自话自说，没有留出公开辩论的空间，这将导致社会意见分歧越来越严重，商业欺诈越来越容易。
互联网如果只有技术、没有内容，那就意味着互联网没有灵魂。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互联网，意义何在？
随着智能手机在老人和孩子中越来越普及，老人日益成为家庭亲友群的意见领袖，知识精英相比之下反而显得张口结舌；孩子往往愿意为电子游戏付费，主流社会却不愿意为提升互联网内容买单，这是中国目下颇有意思的奇怪现象。
我们为什么害怕互联网？就像当年害怕报刊杂志、广播电视？我们为什么不能借助互联网成为中国新思想和新文化的高地？
底线7：不作恶，好商量！
深圳开埠以来，虽然也经历过争议，经历了风波，甚至有过怀疑和倒退，但是应该说，深圳是幸运的。38年来，深圳的发展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一骑绝尘。
深圳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萧条，没有经历过严酷环境的洗礼。这并不表明深圳永远都不会遭遇至暗时刻。
如前所云，深圳是得到了全球化的好处的，但是如果全球化一旦逆转、一旦遇挫，深圳的损失也应该是首当其中的。现在，深圳就处在全球化逆流的正面冲击之下，中兴、华为如果经不起这样的冲击，倒下的企业岂止是中兴、华为？
深圳以往承接的是国际制造业的转移，真正的科技创新都是基于基础技术的末端应用。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一度自得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产业定位，以为把末端应用做好就万事大吉、钱不少挣。大疆无人机就是成功案例。现在看起来，这种自信过于乐观了。
深圳接下来会不会经历萧条？会萧条多久？这还是个未知数。假如深圳突然经历大萧条，或者经历出乎意料的漫长萧条，深圳将何以自处？
历史上萧条与战争都是突然而然的。人们满怀喜悦奔向幸福，却与战争迎面相撞。近代日本何尝不想东亚共荣、繁荣富足，结果却将自己和别国拖入战争深渊。美国南北战争、欧洲一战，人们何尝不是嘻嘻哈哈走上战场，结果陷入绞肉机一般的残酷厮杀。
改革开放初期放权让利就可皆大欢喜的经济发展蜜月期已经结束了，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权力和资本越来越傲慢，社会欠账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沉。我们会不会因此深陷互害模式不可自拔？
记得我在2007年1月1日因特虎元日评论中就曾吁请深圳人多留意英国的历史，多学习英国人的妥协精神。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遭遇经济萧条、经历贫富分化的国家。英国人没有回避社会矛盾，更没有激化社会对立，而是鼓励社会和解，鼓励贫富杂居，倡导社区睦邻运动，颁布济贫法，救济城市贫民。协商、妥协、和解、好商量，使得英国避免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度过了经济萧条的至暗时刻。相反，法国就没有如此幸运。三个等级的人们斗得不可开交，革命、战争、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不作恶，不互害，放下财富的傲慢，放下权力的傲慢，好商好量，走过萧条，走过低谷，走向一个好商量的社会。这将开启中国历史的新局。
底线8：无梦想，不深圳！
一方面，我们可能要把深圳的事情、把中国的事情想得严重一些，这样做有好处；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深圳是中国问题最不严重的城市。只是因为深圳是中国的导盲犬，中国需要深圳的探索，需要深圳的试错，所以深圳必须把问题看得更严重，把问题的解决方案想得更长远。
谁来思想？谁来探索？
不要寄望于任何别人，尤其不要寄望于执掌权柄的人。权柄使人繁忙，使人无暇思索；执掌权柄的人，被利益相关者牢牢纠缠，喘息不得，动弹不得。事实上，任何机构、任何集团，都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在支撑。有血有肉的个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有担当，这个城市就有担当，我们自己独立思考，这个城市就有思想和灵魂。
不是因为这个城市好了，我们个人才好；是因为我们每个个人好了，这个城市才好。做好我们自己，这是第一位的，深圳梦，取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梦。
所以，我很赞同民间来给深圳特区开生日庆祝会。我们不必在意特区生日会有多大排场，有多少人能到现场，我们只需在意自己以什么养的方式来参与对特区生日的纪念。
我记得我1991年第一次来深圳出差，住在上步区的新式小区里。小区干净整洁，一楼是商铺、工具房，围合成院子。院子里可以停车，可以运动健身。人行步道却是架空起来的，联通二楼的各家各户。这种设计现在园岭的很多小区还有保留，前两天我还专门去看了，现在看起来虽然有些老旧，当年却给我强烈的冲击。人车分流，水果摊、杂货摊灯光绚丽，果品摆放齐整。什么是文明？我以为这就是文明。我们为这样的文明而来，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吗？我们有为我们的后来者创造过新的文明景象吗？
所以，我想至少给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建议：除了回顾我来深圳的第一天，我们还可以为特区庆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譬如，为深圳特区38周年写一篇发自内心的文字！如果可以，每年特区生日，我都坚持写一篇万字长文，不一定发表，不一定很多人看，只对自己和自己的亲朋好友有个交代。
过有反省的生活，做有憧憬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个深圳人都这么做，都坚持这么做下去，何愁深圳被抛弃，何愁深圳无前途，何愁深圳走不出至暗时刻？
就是这样的想法，促使我在出差间隙，在酒店无电脑的小镇，辗转几趟摩托车找到一家小网吧，伴随着周围年轻人大喊大叫打网络游戏的声音，我写完了这篇《38年，深圳不可失守的8条底线》，仓促和错漏之处，还望见谅！不妥和不足之处，恳请留言指教！
深圳特区
祝你生日快乐！
2018年8月26日凌晨于粤东北回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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