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僚政治体系存在着“条”“块”的关系。“条”主要是纵向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关系。在胡温执政时代，由于“九龙治水”，出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即是“条”的层面出现了阻滞，中央的改革意志并不能“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基层，造成改革的空转。有鉴于此，习近平上台后，为伸张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强调中共中央要“定于一尊”“一锤定音”，这种政改逻辑下，自上而下的督查作为理顺从中央到地方的“条”的关系的手段被提上日程，日益成为中共推行中央意志所倚重的手段。
层层督查下，中国基层官员已疲于应付（图源：Reuters）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各地方、各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特别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在与国家和市场的互动中，各个地方政府和企业、个人形成了利益交织、盘根错节的局面，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利益，也有一些“灰色”地带，督查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对于打破改革僵局，推进全面改革，确实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不过，督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也悄然发生着“异化”，使其并非如中共高层想象的那般美好。督查的目的本是为了推行改革，却在某些中共地方政府和部门中蜕化成了空洞的台账、表格和数据，督查不是为了真正把改革推行下去，而成了督查者敷衍塞责的手段。
作为中共政治“条”的最后一个环节，层层压力传导之下，中共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必然成为督查链条的汇聚之处。而据中共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披露，过多过滥的督查已经成为中共基层官员的“不能承受之重”。文章称，为了促进工作落实的各类督查，许多都演变成形式主义，不仅占用了基层干部大量时间和精力，更影响了被督查工作的落实。以至于“由于各类督查太多，基层一些日常工作只能放到晚上和周末做”。
一些中共基层官员还在文章中自曝因应对诸多督查而“身心疲惫”：
“从2017年9月开始，仅乡上的2个锅炉，各级部门就查了10多次。”
“我一年中有200多天在迎接、陪同检查，有时候这个检查组还没走，另一个又来了。”
更有乡镇官员感叹：“现如今督导检查的人比具体抓落实的人还多。”
并称，“上级检查的时候过分重视台账，开会多、研究多分值就高，对工作的结果反而不太重视。”
当然，台账、表格、数据等也无可厚非，在中共官僚政治体系中，由于庞大的政治规模和悬殊的政治层级，中央和高层考察下级官员政绩主要依赖于纸面上的“数据”，在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中，GDP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工作也体现为报告中的一串串数字。数字作为账面上的“痕迹”，是官员政绩的“量化”，如果做了事，却了无“痕迹”，那么官员的政绩无疑会被庞大的政治体系和冗长的政治层级所稀释，后果必然是仕途的受挫。
因此，督查过程中建立台账，留下“痕迹”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必要的，不过如果建立台账，留下“痕迹”本身成了目的，甚至成为督查部门逃避改革责任的手段，那么督查本身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反而成了基层官员的政治负担，真正的改革将无法推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层政府关系着中共改革的成败，在中共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政治局面下，层层督查下，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忙于做台账，填表格，那么“政令已出中南海”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共的改革仍然是在纸面上空转，因而，如何激发基层政府主动改革的动力，减少政治运行的成本，应成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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