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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再掀“扫黑”风暴 “钦差”督战透何玄机

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正在中国大地迎面扑来。据报道,中共中央9个扫黑除恶督导组将于近日分赴山西、辽宁、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等9省(市)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工作。加上此前有试点意义的河北督导组,至此,中共此轮督导工作中,10个中央督导组已全部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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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席卷而来,中共对基层政权的把控能力将大幅增强

而这只是开始,据中国媒体透露,按照中共的部署,督导工作从7月开始,共组织3轮,每轮督导10个左右的省区市,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到2019年底,将基本实现督导全覆盖,并仍将适时开展“回头看”。

一场硬仗,打头阵的怎是政协人大

梳理发现,10个督导组组长中有多达8个来自于全国和地方政协、人大系统,全国层面包括5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学勇、吴玉良,和全国政协常委支树平、沈德咏、王伟光。有3位来自地方政协,且都是省政协主席,分别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西省政协主席姚增科,天津市政协主席盛茂林,陕西省政协主席韩勇。

剩下的2位中,1位来自国家机构,是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邱学强。还有1位来自地方,是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张力。

需要指出的是,担任第1督导组组长的支树平显然得到中央对其在河北督战的认可,此次又将担任第4督导组组长赴福建省进行督战。

初看这份组长的名单,也许令人疑惑,“扫黑除恶”这种刺刀见红的硬仗为何要由政协人大这种“清谈衙门”的官员来督战?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扫黑除恶”虽然也是中共自上而下的督查行动,但与中纪委的“巡视”、环保系统的“督查”都有所不同。中纪委和环保系统的行动主要是中共官僚体制中纵向的“条”的行动,而基本不牵涉横向的“块”。中纪委的“巡视”只涉及中共党口,环保系统的“督查”也主要牵扯环保部门,均有明确的上下隶属关系。

“扫黑除恶”则不同,这其中既涉及到中共内部的腐败问题,又逃脱不了形形色色的经济利益纠葛、社会矛盾纠纷,并非是如中纪委或公安部等单一强力部门所能解决的,需要协调纵向的“条”和横向的“块”等中共各个领域的力量,这就需要发挥政协、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

另外也需注意到,虽然这些组长绝大部分来自政协、人大系统,但了解中共政治人事运作的人应该清楚,政协、人大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共各级官员的“养老”机构,重要的是这些官员在进入政协和人大之前所担任的职务和积累的政治经验。如第1督导组组长支树平是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第5督导组组长沈德咏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前,曾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更何况,10位组长还得到10位副组长的协助,第1督导组副组长陈国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第2督导组副组长许群杰是公安部原边防管理局副局长;第3督导组副组长张苏军是司法部原副部长;第4督导组副组长甘霖是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第5督导组副组长成平是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第6督导组副组长王春峰是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第7督导组副组长倪红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第8督导组副组长马瑞民是中央组织部原副部级巡视专员;第9督导组副组长张力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纪委书记;第10督导组副组长姜伟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从这些组长、副组长现任和原任职务情况来看,涵盖了纪检、公安、司法、市场监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城乡建设等各个领域,而这些领域也恰恰是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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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催生的“灰色”地带,成为中国基层黑恶势力猖獗一时的温床(图源:VCG)

“纵”“横”交织  天网恢恢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空间中形成了诸多“灰色地带”,在其中政、商、社会势力互相交织,盘根错节,其显现效应即是形形色色的黑恶势力的涌现和滋生,其组织形态各异,渗透的领域各殊,规模有大有小,势力有强有弱,而往往与当地特有的资源禀赋和官场生态呈现强相关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点。

实际上,在此次中共派遣督导组赴各地督战之前,一场声势颇大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已经在各地上演,作为本次行动的预演。随后中国各地党媒官媒的报道也向外界揭开了当代中国庞杂、神秘的黑恶势力的冰山一角。

以作为“京畿”之地的河北省及其周边的山西省、河南省为例,各地的黑恶势力除开设赌场、贩卖毒品、盗掘古墓等常见形态外,也不乏在城乡建设、市场、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诸多领域生长的特殊形态。

如山西太原的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长期在城中村改造中对开发商及施工单位实施打砸勒索、强买强卖”;长治的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长期以暴力胁迫、非法营运等手段,垄断本地乡镇客运线路”;河北邢台市“打击农村黑恶势力专项行动”则打掉“宁夏籍敲诈建筑工地恶势力犯罪团伙”、“桥西区‘拉面帮’恶势力犯罪团伙”等。

从专项行动开始时河北省内各市发布的打击对象清单来看,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有“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土地承包流转等行业、领域则有“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非法捕捞、带车逃费”的势力;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则有“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涉及的领域和行业可谓多种多样,纷繁复杂。

看来,中共高层清楚地认识到了黑恶势力这种复杂性,可能有选择性的根据各地黑恶势力的不同形态和涉及领域的差异,在“扫黑除恶”督导组的人事安排上进行了通盘考量和慎重选择,既保证其高级别,也考虑到了其管理经验。

分析到此,便可知此次中共“扫黑除恶”人事布局“条”“块”结合,“纵”“横”交织,部署周密,“天网恢恢”之下,横行一方的黑恶势力已无多少辗转腾挪的空间。可以预料,经过此轮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在中国基层猖獗一时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恐将面临覆灭命运,其对中共基层政权的威胁一段时间内将大为减弱,而中共对基层政权的把控相应的将大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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