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北京时间8月27日分组审议了《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三审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土壤污染防治法》三审稿增加规定，并强化“污染者担责”，明确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等义务。
据了解，这一法律的颁布实施，将净土纳入法治轨道，填补了中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空白，更标志着中国以《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防治法律体系已经建成。
近期，《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三审稿经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增加相关规定（图源：）
众所周知，任何一国随经济高度发展，当地环境必然受到破坏与影响，而中国也不例外。在过去30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荣景，但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之下，导致了许多生态和环境问题，比方非再生性资源的枯竭、土壤和城市环境恶化。据中国《中外对话》研究学者刘琴估计，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年度GDP的6%。
也因此，得以看见中国政府亟欲将环境保护制度化。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度出现“生态文明”一词；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即调和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
而“生态文明”更于2015年被写进中共《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成为境内环保相关组织援引的官方词汇。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实施《环境保护法》，该法甚至被称作“史上最严格环保法”。不仅如此，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也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列为未来施政要点，频繁提到环境污染和相关对策。可见，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政府积极处理的目标。
政令不出中南海尽管如此，中国的环境保护执行层面有了最尖锐的“牙齿”，但遗憾的是，环保执行所面临的难题却更是“坚硬的石头”。像是近期发生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造假问题，据新华社8月6日报道，中国生态环境部在约谈地方政府时指出，该案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蓄意犯罪”，也称“地方政府工作明显失察，存在履职不力、对环保高压线不敏感、不警醒问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早在2016年，中国政府就已将全国1,400多个空气监测站管理权收回，防止地方政府干扰检测数据。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躲避责任或者取得上级认可，地方环保官员人为干扰或篡改监测数据的案件频频发生，同样事件在其他种类的环境污染防制也可看见。
换句话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即使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仍难以避免。此前，针对这类的监管困局，就有评论指出，由于中国地方环保部门没有独立的行政权力，一方面接受上级环保部门的指导，一方面也要接受当地政府领导。其次，人、财、物都是在其它实权部门。相比之下，环保部门处于弱势，因此环保部门若“确实”执法，且在需要其它同级部门配合时，常遭受到掣肘，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
位于河北邯郸的滏阳河，长期受到污染的困扰（图源：VCG）
民间力量式微事实上，中国为解决环境治理不足的困境，中央政府早在1990年代就曾推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政策尝试，为公民社会组织创造政治空间，使社会团体的行动者得以透过政策参与，来解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尤其，在胡锦涛时期，中共仍容许一定程度的第三部门或是社会部门存在，在相对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国际环境支持等有利条件下，包含环境保护在内的诸多议题领域的NGO得以蓬勃发展。
同理，中国地方的环境治理也获得一定的排解，像是北京市的环境NGO──“绿家园志愿者”，曾在怒江建坝争议中积极行动，捍卫中国最后一条没有水坝的河流；四川省的“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运用学术研究基础、媒体资源，以及政府网络，带动当地的河流环境治理，甚至提供良善的政策供给地方。
然而，自习近平执政以来，诸多“政令”得以指出，类似的社会团体活动空间正被快速重塑、挤压和消失。一方面，中国舆论场受到管制，从绿家园在怒江反坝行动的策略可知，过去作为绿化行动串联与动员重要平台的媒体以及互联网，随中国政府越发细致的立法以及行政作为，环境NGO借由前述平台来影响政策的能动性和优势都在显着降低。
同时，在“自我审查”等自保举措下，传统媒体业者也渐渐失去作为环境NGO同盟的角色。
另一方面，中共近期加大力道，防范跨国网络对于国内NGO的支持，并有目的性封锁来自国际的资金、知识与价值观，因而发布《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简称《境外法》）。
也就是说，即便环保议题鲜少涉入国家安全或政权颠覆的疑虑，环境NGO也不是《境外法》的主要打击对象，但在整体的社会控制态势下，环境NGO依样被纳入界线管制分明的群体。这意味着降低环境NGO“干预”、“影响”地方环境治理的能力。
总结来说，就中国环境治理而言，必需仰赖国家政府的公权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然而，在中央意志难以贯彻地方，又加上中国幅员辽阔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国治污仅能流于表面，“看得到，却感受不到”。中国政府不妨先行政府组织改造，独立环境监管部门，并在这过程之中，运用民间社会团体力量，监督地方治污。否则，“史上最严格的《环保法》”也就落得一无是处，犹如纸老虎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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