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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代表激辩:中国政策“四大问题”实耶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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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8月提议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25%的关税,而在这个原本定为10%的关税提案之前,已经征收了两轮惩罚性的关税。中美贸易战逐步升级且征税领域逐渐细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发动对华贸易战目的是为了“鼓励中国改变其有害的政策。”在美方眼中,中国政策究竟有何可指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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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剑指中国政策问题,认为发动对华贸易战出师有名(图源:VCG)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公开活动上,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副会长彭捷宁(Jacob Parker)通过举出四大案例攻歼中国政策执行方面的表里不一、政策不透明、政府纸上谈兵、不作为。

身为中美双边贸易顾问,彭捷宁主要处理美国在华公司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是很多案例的亲历者:

其一,美国曾于2012年向向WTO上诉要求中国对美银行信用卡业务开放市场,以便管理其在华交易,但中国人民银行却在三年后,即2015年出台了《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2016年出台管理办法的执行规则,2017年又出台了执行规则的指导意见。“随着中国方面颁布的一系列措施,到如今2018年8月,没有一家美国银行信用卡在中国市场投入使用,一个都没有。” 彭捷宁称,“当谈到遵守WTO相应规则,成员要看到遵守规则后有相应成效,才会建立信心,但美国目前看不到这样的成效,所以美国才不予履行。而中国的做法虽没有违反WTO规则,却完全不符合WTO精神。”



其二,中国加入WTO时,也曾承诺要尽快就加入《政府采购协议》(GPA)进行协商,但是近5年-10年来,中国并未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也没有中国加入该协议的文件在审理过程中,彭捷宁表示“我时常能听到对中国政府采购政策不透明的种种抱怨,这显然削弱了他们对中国的信心。”

其三,中方曾经批评特朗普不应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但彭捷宁认为中国自身也并非无令人诟病之处,在其他国家将云计算视为具有附加值的通讯服务时,中国却将计算机服务、云计算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中国曾一度承诺对外开放此产业的国内市场,但随着云计算成为日益重要的产业,中国选择关闭对外渠道,外企对此非常失望,这体现了中国说法的矛盾之处。

其四,彭捷宁认为曾经的中国对外资进行限制尚能理解,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购买力平价全球第一的中国,是否应继续限制外资在汽车领域的投资过半、是否因美国允许外企投资过半中国便禁止美国公司在安全及保险领域进入中国市场,如果中国仍不考虑开放市场而仅仅纸上谈兵,那无异于火上浇油。彭捷宁说,“美国对此非常失望,而这种失望也在特朗普政府的制定的政策中得以显现。”

对于彭捷宁的指责,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主席、原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则一一进行了回应及澄清:

对于信用卡问题,孙振宇表示中国的做法并未违背WTO的相关条款,即便未有一家美国银行的信用卡成功打入中国市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在谈判的过程中一定存在谈不拢的内容,才会无法达成合作。



孙振宇称,“相较于中国,对于WTO的决议,美国则十有八九都是反对的,作为WTO的元老级成员,示范作用非常消极。” 

其次关于GPA,孙振宇指出中国全盘接受加入GPA的前提条款——即在中国加入WTO后,马上开启针对GPA的谈判。中国也是这样做的,中方已经提交了6轮的申请要求,2017年恰好是第6轮,但不幸的是,美国与欧盟不断地大幅度提升加入GPA的门槛,并拒绝中国的申请。孙振宇说,“中国了解加入GPA后,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会从其他国家的市场中获益,也可以享受到其他国家的开放成果。所以中国被拒之门外,是双方都应考虑的事情,美欧可在门槛上做些适当妥协及让步。”

对于云计算,孙振宇反驳这属于高科技范畴,不能与钢铝制品等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一概而论,这与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而限制贸易自由往来的行为不存在可比性。

最后,孙振宇承认中国的投资环境确实存在问题,中国并不回避自身的问题,也在改革的过程中试图改进。美国在施行某些政策时,会受到国内因素的阻碍,中国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外企在华投资方面存在限制,同时美国也有海外投资委员会(CIFUS)就海外对美投资进行审核,审核的理由便是“国家安全”,中国在美投资面临巨大的压力,因此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骤降。

孙振宇总结称中美双方自身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双方应多以己度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共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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