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勋爵(Lord Acton)曾说道,“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化。”这句亘古名言套用在台湾民主化的历史上,既贴切又无奈。
1980年代末期,“属于台湾人”的第一个本土政党、民主进步党诞生,承载着台湾迈入新里程碑的厚重寄托。三十多年过去,在2018年的此刻,台湾政党再次为了即将到来的九合一选举厮杀,而年轻人对于政治已从热切走到愤怒,又从愤怒走到虚无。抚今追昔,不免令人感叹:“昔日初衷,如今何在?”民进党的创立源于当年几个时代背景之下。其一,在国民党一党专制下,台湾人对于组党和参政的渴望,1980年代党外人士被捕,受害者家属和辩护律师们不惧威权反抗,民主运动声势日益浩大。其二,随着党外运动的野火催生而起的社会运动,包括环保、妇女、劳工、农民等社会运动兴起,形成台湾社会的改革力量,使得专政的国民党亦无法一手遮天,只能逐步开放。其三,部分党外人士提出“民主、自决、救台湾”的口号,要求民主的呼声与“台湾前途台湾人自己决定”的声音,被有心人绑在一起,自此决定民进党在往后两岸统独中的属性。在此时代背景中,民进党树立了赢得政治博弈可依靠的“三大法宝”:第一是台湾独立、台湾住民自决;第二是倡民主、反威权;第三是关注社会运动,为劳工、为民众谋求公平正义的经济分配。这“三大法宝”决定了民进党在往后30年的竞选道路上,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政治价值。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民进党在2016年总统大选后再次获得执政机会,却在台湾年轻一代心中有了“类国民党”的不满与质疑。过去,国民党代表的是保守、菁英、威权,民进党则代表着进步、民主、为劳工谋福的政党;然而蔡政府上任后从一例一休、同志婚姻到查国民党党产,一次次引发各界质疑:民进党是否真如创党之初一样,保留左翼特质,抑或演变为一个比国民党还保守的政党?
此刻的民进党需要回顾历史,重新面对昔日的“三大法宝”。民进党是否真会步上“被扫进历史灰烬”的道路,亦取决于如何应对这三大命题。

社运团体和劳工都曾被视为是民进党的“铁票”(图源:中央社)。
首先,民进党的第一大命题、也是至今被深绿捧在手心,便是写在其党纲中的“台湾独立”主张。
必须承认,历经西方和日本殖民,以及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台湾社会有一种独特的“台湾意识”,两岸长期对立、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恐惧和不理解,再加上东西方对立博弈下美日等国的刻意操弄,也加深这种意识。民进党的聪明在于将自己的“台独命题”嫁接到台湾社会普遍渴望“当家做主”的期盼上,将“台湾意识”扭曲异化为“台湾独立”。
然而,台湾独立只是空泛的理想概念,在国际及两岸政治的现实层面,都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即便是台独如李登辉者,也只能躲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外衣里自欺欺人;更冲撞激进的陈水扁,一边嚷着要将独立付诸公投,呛声统派“太平洋没有加盖子,可以游回对岸”,却只能无奈地留下“(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几个字。蔡英文在2012年竞选失败后,民进党开始明显转向,不再强调台独意识形态,而将重点放在公平正义、经济分配、打破既得利益者等社运青年的要求上。
面对两岸关系,她也剽窃马英九的“三不”主张,将之包装成更模糊的“维持现状”,在不承认两岸一中的同时,承诺会依《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
民进党既往过度操作意识形态,反而忽视自身最大的政治价值:为劳工争取权益,蔡英文执政后确实想突破这个“民进党魔咒”。随着民调下降和选举考虑,蔡政府为稳住基本盘,又开始向深绿靠拢。另一方面,随着对岸崛起、台湾国际空间式微及美国在亚太影响力减弱等冲击接踵而来,加上经济困顿未有改善迹象,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又无法获得多数民意认同,甚至被讽为“不知民间疾苦”。民进党若在国际政治上没有一套足以服人的论述,一再强调的意识形态只会更显薄弱,“台独”议题在选举中的可操作性会直线下滑,因为多数人民已意识到根本行不通。这是民进党此刻需清楚认识的第一大命题。
至于民进党的第二大命题“反威权”,随着国民党的式微而丧失可操作的政治价值。
民进党身为手揽重权的执政党,若如过去20年般“威权化”被抄党产的国民党,恐会引发是否藉民主之名、行偷渡“新威权”之实的质疑。
“反威权”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民进党面对执政挫折若无全面检讨改进,反而将责任推给越来越虚无的威权幽灵,最终连历史贡献都会被民怨消磨殆尽。

民进党官员在“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议题上态度保守,可见“台独牌”已不切实际。
在“台湾独立”不可行、“反威权”已成伪命题的情况下,民进党能掌控的最有效“神主牌”便是第三大命题:重回以前为劳工、环保、社会大众发声的左翼路线,找回该有的经济分配与公平正义。
此为过去20年最深的民怨所在,亦是民众最期望改善的部分。贫富不均、青年低薪、劳工权益未保障是台湾的痼疾,扁政府时期所做的“改革”仅是拆除“大中至正”牌楼等政治动作;马政府时期则是纵容企业,与“资方”捆绑在一起,造成新一波能源和劳工权益的社会运动风潮,民进党顺势再次与社运人士站在一起,并取得二次执政的机会。
但蔡政府两年执政以来,对于“公平正义”从态度积极性到政绩,都远不如在意识形态“斗国民党”的成果,甚至不如在柔性台独和“去中国化”上的着力推动。
修改两次的“一例一休”引发劳团数次强烈抗议,政府非但未充分体察民意,反而抬出拒马和刀片蛇笼,将抗议声阻绝在高墙之外;全台跳电频频,政府强推深澳电厂民怨未平、离岸风力电厂招标争议又起,核四燃料棒则在缺乏民意的前提下送返美国;面对低薪议题,总统和行政院长以“当前经济20年以来最好”、“月薪不够四万八跟老板讲”等不接地气的表态试图平息民愤;而蔡英文上台前承诺的婚姻平权,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说得直白“别再弄了”;更别提充分暴露利益分赃意图的“卡管案”。以上种种,与查国民党党产时的雷厉风行形成强烈对比,也与推动暗独与“去中国化”的高明手腕形成对照。
距离大选不到三个月,面对内政及外交争议,民进党再次以“守护台湾价值”为主调,甚至以此为由追打对手阵营,殊不知民怨已深,“台湾价值”早已今非昔比。从能源议题、经济问题到两岸外交,民进党用行动抚平争议或改善现况的举动太少,喊口号、“灌鸡汤”的口水战则太多。
民进党若想赢得年底选举,就不该浪费时间在炒作台独和政治斗争上,而应专注于保护劳工和抑制资本权力,打造曾经许诺人民的“公平正义”。民进党以“守护台湾民主”自况,但在民主制度成熟的西方社会,政党的分歧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和外交政策等现实取向,且不论左或右,都以泽被大众的经济主张为主轴。这是值得民进党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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