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是很理想，外部有贸易战的压力，内部传统的基建、房地产受到政策的严格限制，而新兴产业发展也面临瓶颈，比如7月份智能手机产量同比下降6.7%，而前一阵子大火的SUV产量同比也下降6.7%，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同比也由高点的超过100%下滑至17.9%，工业机器人同比由高点的超过100%下滑至6.3%。
近期舆论形势也不太平静，各种负面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包括社会问题比如滴滴顺风车事件，民生问题比如寿光水灾，治安问题比如昆山宝马司机持刀纠纷等，非洲猪瘟也来凑热闹，出路在何方？
笔者感觉当前的内外部形势，与二十年前有些像，1998年，外部有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内部有特大洪涝灾害，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二十年前的政府工作报告，看看当年政策层是如何思考和应对的。以下内容引用自《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1999年3月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报告首先回顾了1998年工作，讲到1998年的第一个困难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尤其提到亚洲金融危机发展的广度、深度和对我国的影响程度，比预料的更为严重，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减缓趋势。随即国务院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重点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下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明显作用。
1998年第二个困难是长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亿元，长江部分航段中断航运1个多月。广大军民团结奋战，特别是人民军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大灾之年，农业仍然获得了好收成。抗洪抢险斗争中焕发出来的伟大抗洪精神，凝聚了全国信心。
在汇率政策上，1998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种政策，严厉打击逃汇等，外汇储备有所增加。199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其定性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是完全正确的”。
1998年，纺织、煤炭、石油和石化、冶金等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调整和改组，取得新的进展，全年共有600多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顺利，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一半。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策得到落实，裁军50万人的工作进展顺利。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方案正在实施。
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总结了如下困难：：市场需求不旺；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大多数工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结构矛盾更加突出，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财经纪律松弛，经济秩序比较混乱等。
那么1999年报告里面，提出了什么应对措施呢？当年的报告是这么说的“必须首先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采取多种办法，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势在必行。”
那么我们再回到十年前，同样，2008年，外部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部有汶川大地震，我们再重温一下十年前的政府工作报告，看看当年政策层是如何思考和应对的。以下内容引用自《200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报告首先回顾了2008年的工作，讲到第一个困难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原文表述是“９月份后，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暂免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第二个困难是，2008年5月12日，我国发生震惊世界的汶川特大地震，人民子弟兵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坚持把抢救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从废墟中抢救生还者8.4万人。中央财政安排384亿元救灾款和740亿元恢复重建资金支援灾区。
那么2009年报告里面，提出了什么应对措施呢？当年的报告是这么说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这是扩大内需最主动、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货币信贷总量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稳定房地产投资，推动房地产业平稳有序发展。”
借助政府工作报告，我们把当前的现状与1998年、2008年做了简单的回顾和对比，从大环境上看，三者都面临内忧外虑，外虑方面，1998年外部有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外部有美国次贷危机，2018年外部有贸易战。内忧方面，1998年内部有特大洪涝灾害，2008年内部有汶川特大地震，2018年小冲击不断，但是笔者觉得，与前两次的自然灾害不同，2018年的内忧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包括对未来的迷惘，对现实的无力。前两次的自然灾害都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而现在是社会在分裂，信息更多元，舆论更开放，但是思想更混乱。
在政策应对方面，1998年是财政发行长期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全社会增加投资，并启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2008年是增加政府支出，保障货币信贷总量，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
简单说，就是一手拉基建，一手拉房地产，但是这两手在当前都行不太通。一方面严格规范政府隐形债务，限制了基建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毫不放松。“短平快”的方法行不通，这也就是当前政策层面没有太大动静的主因。
就笔者看来，当前的形势下，政策层面，大动不如小动，乱动不如不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是一个“文火慢慢煲”的过程，因为未知的东西你得一个一个慢慢的试，不断试不断错不断改，才能出真东西、好东西。与其沉迷于“短平快”，不如扎扎实实做点真改革，比如近期比较火热的话题，就是农民工无法市民化的问题，背后的一个诱因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增值税，是在生产环节征收，那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最渴求的是年轻的劳动力，当你年龄大了，失去劳动能力了，那就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但是如果把增值税征收由生产环节转移到消费环节，那么地方政府就有更大的动力把你留下来，因为有了人，才有消费，才有税收。地方政府对你的期待，也就由“干活的人”变成“生活的人”，市民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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