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7年，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死亡税率”讲话在舆论场“炸锅”之前，2014年3月中国两会刚结束，在一场论坛上，联想总裁柳传志向时任中国财长楼继伟进言称“中国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楼当即予以否认并回应称是偶发短期现象。然而几年过去，中国财收增速远超GDP依然如故。这一有悖官方判断的反常经济现象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呢？
北京时间8月3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总计450亿元（1美元约合6.98元人民币）的企业减税方案。
李克强此次减税，内容包括：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对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给予税收减免；对涉农贷款量大的邮政储蓄银行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允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3%税率缴纳增值税；境外机构投资债市所得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李克强国常会释放减税利好（图源：Reuters）
中国的税与费
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国常会强调“减税降费”，而不是单一的“减税”。中国政府收入历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预算内的税收收入，另一部分是预算外的各种行政性收费。
据中国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日报》从权威渠道获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口径，2015年和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均为29.1%。这是自2012年之后连续第四年维持在29%左右的水平。IMF数据显示，世界平均宏观税负值为38.8%，发达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为42.8%，发展中国家平均34.4%，中国宏观赋税均低于这三个值。
中国税制与欧美国家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收入主体：包括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等。只有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之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以及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实际税率算起来，那就更说不清楚到底是多少了。
政府规模
在李克强接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2013年，香港《凤凰周刊》在一篇报道中援引中国财政部数据称，中国的“吃公粮”人口（财政供养人口）截至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在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这表明早在2013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经超过6,000万人。
而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仅以2009年5,700万财政供养人员计算，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因是之故，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就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除掉官民比视角，中国经济学家陈志武以2007年中美两国政府收入对比视角，对中国政府规模亦曾作出评估。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这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中国2007年政府财政税收收入5.1万亿元，这相当于3.7亿城市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
2007年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2007年中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缺乏制约才是主因
1993年下半年，在时任中国副总理朱镕基的主导下，中国开启分税制改革。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国中央政府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
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国中央政府统一掌管，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民众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而支出方面，据时任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同一年，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还是中国财政部的官方数据，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支出中仅有28%左右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等民生领域，而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个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例如，挪威为70.6%，瑞典为68.6%，丹麦为71.6%，芬兰为68.3%，法国为71%，意大利为61.9%，荷兰为61.7%。
因而中国经济学家陈志武评述指，中国地方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性监督，以至于地方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这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综上可知，中国政府未来创造更大的减税空间，削减政府规模倒在其次，主要是中央政府要有效制约地方政府随意加税以及漫无节制的支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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