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样也是新时代改革再出发的元年。中共成立了人员配置高规格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作为改革问题的议事和协调机构，改革已经成为共识。然而每当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史，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容回避，也很难回避的话题，同样也是最具有争议，难以达成共识的话题。
改革，是一个谁都愿意说两句的话题，也是一个任何人都很难说清楚的话题，更是一个难以形成共识的话题（图源：VCG）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虽然遇到了各种阻碍，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图源：VCG）
仅仅是研究？
首先一个争议点就是，是否承认中共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光谱中的主流学者大致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政治层面的改革，但对于能否将政治层面的改革概括为“政治体制改革”，分歧显而易见。
比如中国国内政治倾向偏自由的一位历史研究者在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确进行了在政治层面的改革，而且很多政治层面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逼造成的。
“但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他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谈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并未实现，甚至都没有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而仅仅是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包括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成立的各种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机构，如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政改办公室，体改所等机构。如果要研究的话，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纸面上的成绩和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具体落实上就差了很多。
被外界看作认同中共价值观的新左派代表人物郑永年在接受多维记者提问时称，“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80年代曾经试过，但80年代末期放弃了，哪怕行政体制改革也有它的政治性。”
他在文章《 80年代中国改革逻辑》中也描述过80年代中国的改革：在所有方方面面的变革中，政治变革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是主体。大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定义为西方式民主化。抱持这种认知的学者在中国本身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也是希望中国走上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并且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以“是否民主化”来评介中国的实际政治变革的。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并非个例。“一些西方学者按照多党制、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的标准，来衡量改革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变化。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可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现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俞可平在文章中这样表示。
俞可平在2006年因《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引发热议，当时他还是中共体制内官员，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被外界视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文胆”，而他对民主的这种表态，被中国国内倾向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甚为高兴，并充满了幻想。
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除了对历史的反思，学者也对如今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俞可平就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为此，他在2008年和2018年均发表了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文章：《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并以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责任政府、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等九个重要政治领域的改革为例，描述中国在政治层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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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则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政府层面，而应该“党政一体化”“党政联动”，“把党政放在一起改革了，因为以前是党政分开的思路，所以党不改一直在改政府这一块，现在真正要改的话，要把党政两块联动一起考虑，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见得民主化就是改革。”郑永年这样表示。
而另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中国政治学学者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称，中国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组建领导小组和委员会，这是对此前“政治局体制”的一种革新。
他认为，传统意义上中共的政治局拥有三个系统。其一，是最高的政策研究系统，用于研究方针路线和政策。第二，最高决策系统，用于做出最高决策。第三，最高指挥系统，在作出决策后协调各个部门分头执行。
随着领导小组和委员会的建立，两个机构逐渐“蚕食”了中共政治局的讨论研究和指挥协调的功能。中国现在一项最高政策形成的流程应该是，由各委员会前期研究讨论，接着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由个委员会分工协调去执行。
2018年冬末春初，中共召开十九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党政机构改革在一些学者看来就是一次中共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表示，这次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对否认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进行驳斥，认为“很多人大脑中的‘政治改革’就是否定中共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前提是自己为主体，改掉自己认为不合适的，不能把自己‘消灭’了。苏联的所谓改革走的是自我毁灭道路。”
基于此判断，他认为南方谈话驱散了长期笼罩在经济改革领域的雾霾，然而政治体制领域的雾霾严重困扰着中国社会。
可以说，随着中国新时代改革开启航，关于这个话题仍然有必要讨论，毕竟改革的成本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中国不能缓慢前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期望谁能提出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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