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世界上最庞大宣传系统的中共，以及处于该系统中枢的中共宣传部，他们是如何实现对于中国数十家党委机关报，几百家电视台，几千家媒体，几万个网站以及难以计数的自媒体的管理？这是舆论乱局之下很多人的疑惑所在，也是中共密室政治很难说清道明的“短板”。而要解开这个谜团，必须从了解神秘的中共宣传系统开始。
大洋彼岸，由美国人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牵头的阴谋论组织Infowars因其仇恨的言论，最近接二连三被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推特（Twitter）封杀。在美国这么一个被认为言论最为自由的国度，一批最政治正确的自由派平台全面封杀了政治言论，而且并不是源自于政府权力，甚至还引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Twitter上发文，指社交媒体完全歧视共和党及保守派的声音，对其他意见却无所作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钱比政治权力重要，限制言论自由的并不只有政治权力。而像亚历克斯·琼斯这种传播者没有传播渠道，跟媒体关在笼子里有什么区别？这是民主呢？还是另外一种专制？
西方标榜“言论自由”，依然在自由主义新闻体制之下运作，中国则自有一套缜密的社会主义新闻逻辑。中国是一党专政，被认为言论最不自由的国度。外界会有一个一般性的认识，中国中央政府担心言论自由引发思潮从而推翻政权，政府权力强力限制所谓的“自由”。但网络上谈钱经商仍然可以大行其道，联谊交流、风花雪月也尽可以随意进行，传统媒体也在改革，纷纷开启公众号要跟上“信息时代”。目前微信公众号就已超2,000万个，每天都有新话题新讨论，每天也还是有各种原因的删帖，但又自有一套自恰的章法。
什么管、什么放？何处管、何处放？拥有世界上最庞大宣传系统的中共，以及处于该系统中枢的中共宣传部，他们是
如何实现对于中国数十家党委机关报，几百家电视台，几千家媒体，几万个网站以及难以计数的自媒体的管理？这是舆论乱局之下很多人的疑惑所在，也是中共密室政治很难说清道明的“短板”。而要解开这个谜团，必须从了解神秘的中共宣传系统开始。
在中国的宣传系统中，处于中枢位置的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如果想弄清楚“中共如何管理宣传”这个命题，就先了解中宣部是如何运作的。
相比中宣部，王沪宁（左一）才是中国宣传系统真正的“大佬”（图源：AFP）
中共建政，历来重视“笔杆子”、“枪杆子”，毛泽东战争年代更是“一支笔顶百万兵”，攻于宣传。中共办报历来相信“喉舌论”，正是源于此，中共就需要一个对于媒体的管理部门，中宣部担当重任。中宣部前身，是1921年中共一大后根据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模仿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Агитпропа）成立的“中央宣传局”。1924年5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在中央宣传局架构内正式成立中央宣传部。1925年中共四大《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规定：“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就高度概括了中共为何要建立“宣传部”的本意。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宣传部的真正雏形，发端于1941年。当时中共印发《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规定“一切对外宣传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中共建立了中宣部领导、审查报纸杂志的制度。《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更是指出“一切理论、主张、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是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自此，中宣部就开始全面承担起中共宣传管理的政治任务直至今天。
2010年的中宣部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中宣部发言人的李伟成曾罕见地公开表示，因为中宣部有“八项职能”，因此“中宣部设立了相应的局、厅、室，主要的业务局有八个”。但是随着历次机构改革调整，将视角放回到当下，今天中宣部已经下设办公厅、理论局、新闻出版局、宣传教育局、文艺局、网络新闻处、舆情局等十余个司局级单位。这些组成部门共同构成中宣部这样一个大的管理体系。
对于中宣部的宣传运作，超越机构，从中宣部人事来观察则更为清晰。
目前中宣部的领导班子中，由一名部长，一名常务副部长，七名副部长以及一名秘书长共同构成。现任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曾任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13年10月，习近平执政不满一年，就把黄坤明上调中央宣传部任职，为四年后接任部长做铺垫。因为黄坤明长期在福建、浙江与习近平有共事经历，对他的任用是习近平重视宣传领域的佐证。
黄坤明之后的八名副部长，各有具体的分管领域，涵盖电影、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出版物几乎所有舆论宣传领域。例如目前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在拍摄之前，就需要向广电总局报批，将包括每集不少于500字的剧情梗概、完整的片头、片尾和歌曲的字幕清单表等递交审批，拿到批文方能在中国市场上播放。这种领域分管，保证一旦中国出现重大舆论事件时，中宣部能够第一时间有分管领导熟悉情况，直接向中央汇报。
在2018年3月的中国机构改革中，中共决策层对宣传系统进行全面调整。中国政府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牌子；中宣部也将统一管理电影工作；将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撤销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内保留原称号，对外统一称为“中国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宣部领导。简言之，就是新闻、出版、电影的管理职责将由中宣部直辖；中央级别电视和广播业务将合并，并归中宣部管理。此次
中国宣传机构改革，背后是两个鲜明的主轴和原则。其一是“党领导一切”的又一次展现。其二是符合中国机构改革从裂变到聚变的特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外界通常认为中宣部是中国舆论宣传最高机构，这并不准确。在中宣部之上，还有一个名为“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机构，它才是掌控中国全国意识形态及宣传的最高机构。其主任一职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担任，而中宣部部长也只是副主任。该委员会本届主任为王沪宁。
所有的有关中国舆论宣传、意识形态领域一切事宜，根据级别和重要性的不同，分别可能在分管领域司局、中宣部、或中央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不同级别内讨论，级别层层提高。各位宣传领域“大佬”最终达成的决议，通过文件下达到相关机构以及地方，安排相关机构或者媒体进行传达。而一些更为重要的政策精神，则需要通过各大中共喉舌媒体，如《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或社论，向党内以及全国阐述中央态度。有中宣部内部人士表示，
如果将中国宣传系统的操作比喻成一个“洋葱”，中国民众所能够直接看到的，“只是一层洋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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