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管媒体”、“不得妄议中央”两大政治原则已经确立并将一直贯穿新时代中国掌舵人执政的始终。尽管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因为内部外部的压力会出现相对性的空间扩大，但是“政治家办报”的要求不会有轻易的放松，因为这“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只会根据“党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共高层的默认之中左右轻微摇摆。
今年8月11日，中国海南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新闻媒体座谈会。他说政府工作既需要正面宣传也需要舆论监督。海南省政府将成立舆论监督促进小组，让媒体真正成为政府的眼睛和耳朵，发挥出“啄木鸟”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这给已经万马齐喑的中国媒体界，吹入了一股不一样的风。
总体而论，今天中共决策层是对宣传系统有不满情绪的。这种情绪直接体现在今年3月中国党政机构改革中对于宣传系统的机构调整。
但是在今年夏天，曾经被中国宣传系统造势数年的“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或是最大赢家”等民粹观念，因为中美贸易战的现实倒逼，在民意中遭到强烈反弹。民间不乏观点认为，
正是因为宣传系统这种盲目、自大的宣传，使得美国政策圈达成共识，扭转枪口瞄准崛起中的中国。
尽管中美的结构性对抗是迟早要到来的事，但是宣传政策的错误，在中国尚未完全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提前到来。
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最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中国政府的管理思维从来不是恒定的，经常出现变化（图源：Reuters）
对于宣传系统长年不满的积累，如黑云压城，火山爆发前夜，似在体制内部刮起旋风。日前有媒体报导称，在北戴河夏休之后，有“某主讲人”在宣传系统内部开展了一场学“习”讲座，尽管报导没有指出该主讲人的真实身份，但是鉴于与会者都是宣传系统的“大佬”级别人物，且主讲人在会上言辞激烈地指出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一众最高喉舌甚至中宣部的宣传策略问题，且有“中宣部并没有发布禁令，为什么你们都聋了？”一类的表态，可以推断该主讲人的级别不低于政治局委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习近平的真实态度。
在对宣传系统的批评中，该代表习近平的“主讲人”，指出各大官方喉舌的问题，例如中央电视台带偏舆论导向。从2013年开始，央视法制进行时、焦点访谈等栏目经常会播出一些“犯罪分子”痛哭流涕的认罪自悔场景。这在一个“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法治社会，是不可思议、不可能出现的现象，且不论其未经审判就宣告罪名的程序不正义。这种游街式审判，与习近平的所谓“依法治国”口号相悖。《环球时报》，则有多篇社评被批评为“不理解上方意愿”。但是海外媒体关注中国政治时，《环球时报》的社论通常被认为代表中南海的观点。如果《环球时报》不理解“上意”，就势必直接导致海内外接收到错误的政治信号。
此外，包括自我审查，随意删帖，都成为“该主讲人”批评的重点，例如中国网信办被批评“以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民众为中心的删帖做法”。该主讲人称，“习近平主张包容网上不同意见，而不是一味删除”。消息人士表示，这位主讲人批评几乎所有审查机构“不理解上方意思、没有用心学习《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
这次讲座只是表明宣传系统沉疴已久。本刊曾经总结中国宣传系统“三宗罪”，其一是宣传系统管理手法粗暴，平日不出事则罢，一旦有重大问题，往往就以“删”、“封”了事，陈旧闭塞尽显人前。其二是宣传手段单一，不能与时俱进。因此将一些本是中共高层力推之事，宣传得乏味老套。就以“中国梦”为例，在中共的宣传中，一度习近平以及他的“中国梦”理论成为一个巨大的“筐”，使得这个虚无缥缈的感性的“梦”在中国媒体人笔下似乎正在装纳着这个庞大国度所有的一切。在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此后官媒不分青红皂白，毫无节奏地对“中国梦”进行了长篇累牍的解读。各方媒体的“解梦术”显然让这种铺垫动作成为一场比谁口水接得多的黑色幽默剧，从引导到执行各方面的操作之愚笨，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步入现代化国家媒体应有的水平。第三宗罪是宣传管理部门不懂时事，不解民意，频出“诛心之论”。新闻传播和媒体管理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但是今天的宣传管理部门往往就是忽略这种规律，选人不贤，难与时俱进。
凡此种种，以上“三宗罪”，皆契合目前中南海高层主讲要意，也看见江湖之间，庙堂之上，对于中宣系统不满已有不言自明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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