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日，华尔街见闻转发了一条新闻：“截止至目前，包括国资委、地方政府、中央事业单位在内的“国资系”主体正在参与或已经完成20余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同时据调研获悉，尚有不少民营上市公司也在与国资谈判股权转让或流动性救援方案……”。虽然“国进民退”早就已经不是个新鲜的话题，但以如此密集、剧烈的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依然让人有点震动。对于“国进民退”的大潮，尽管也有个别支持声音，但总体来说，担忧、怀疑的论调占据了舆论的主流，“国进民退”真的是洪水猛兽么？
一、从国有——民营经济的二元分化说起
某种程度上说，担忧“国进民退”浪潮的主流声音是有道理的，一直以来，国有——民营经济的二元分化就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一大顽疾。国有企业依靠政府提供的大量政治、经济资源，对于民营经济形成了极强的挤出效应，极大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占据大量资源的同时，国有企业往往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经营效率，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远远不及民营企业，事实上形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以最为关键的信贷资源为例，国有企业凭借隐形的政府背书，获得了绝大部分信贷资源，大大提高了民营企业获得信贷的门槛和成本。根据财政部在2018年4月末公布的数据，国有企业截止至2018年3月末，负债总额高达106.6万亿元，占中国企业部门的负债总额的比例超过62%，而民营企业尽管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但却只占据了不足38%的负债，国有企业的整体资产负债率高达65%，民营企业的整体资产负债率却不足52%。
与此相对应的是，民营企业凭借有限的信贷资源，却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提供了超过70%的技术创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以及超过90%的新就业岗位。从如此巨大的效率差异不难看出，国有——民营经济的二元分化已经成了限制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人都相信，如果民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信贷资源），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无疑将会有更加靓丽的成绩单。对于“国进民退”大潮的担忧和不满，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这种理论预期。
但事实总不是这样简单的因果律，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获得绝大多数信贷资源，但早已脱离单纯的政府行政命令引流，而更多是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发展，当下的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来说已经很高，银行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并不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意志可以完全左右的。国有企业往往规模大、资信佳，从银行的角度来说，是天然更值得青睐的客户，这是一个理性又自然的选择，并非源于行政命令的压迫，也并不可能因为一纸政令而轻易转向。
并且，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非营利性的社会职能，以非市场化的价格提供了很多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比如通信和交通，试想一下如铁总是一家市场化的企业，那么经济落后地区是否可能有高铁？经济发达地区的高铁又该是什么价格？），并不能简单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其价值和经营效率。也不能简单以其当下的经营效率便武断地认为一切“国进民退”的现象都是巨大的历史倒退，都是不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
当然，这样的理由并不足以消解人们对于“国进民退”的担忧，我认为，真正理解“国进民退”这个命题，需要把它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
二、“国进民退”不是唯一的历史潮流，但在当下，它具有必然性
如果你对近四十年的中国历史还有印象，那么不难发现，自1978年以来，“国进民退”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还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进国退”的大潮，大量优质或者不优质的国有企业被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私人，并且伴随着让很多中国人至今印象深刻的“下岗”运动，其剧烈、野蛮的程度比之于今天的“国进民退”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人对前不久金一文化（证券交易代码：002721）以1元钱的价格转让给国资感到震惊，但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以类似的价格买走国有企业的例子却比比皆是。不夸张地说，那一波“民进国退”的大潮某种程度上最终促成了中国民营资本的原始级累的完成，绝大多数今天呼风唤雨的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和那一波浪潮有关系（有心人可以详细回忆，此处限于篇幅，不做点名）。
那么，刨除不可捉摸的政策布局因素之外，那一次“民进国退”浪潮和当下的“国进民退”是否有什么关联？其背后又有什么规律？
在我看来，挥舞魔法棒在背后指挥一切的并不是某个政治家，而是两个字：杠杆。
事实上，世纪交接那几年的“民进国退”大潮是国有企业在过度信贷之后政府不得不“降杠杆”的结果。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国的国有企业普遍负债累累，巨额的国企负债极大地恶化了银行系统的资产负债表。21世纪初，中国的银行业的不良率一度高达30%（2001年），而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当时银行业的不良率高达36%，一个在今天看起来让人瞠目结舌几乎无法相信的数字。如此巨额的不良债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国企造成的，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俯拾皆是，在这种环境下，变卖无力偿债的国有资产，对尚可以挽救的国企进行大规模重组、整合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于是乎，下岗潮、变卖国有企业、成立四大资产经营公司承接银行不良债务等等政策陆续出台，本质上这都是国有企业降杠杆的过程。所以，今天的国企虽然风光，那是因为他们早就经历过了壮士断腕的痛苦。
不得不说，那一次“降杠杆”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中国的银行业得以轻装上阵，自那之后不良率日渐降低，市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盈利能力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都日渐提高。经过整合之后的国有企业实力雄厚，逐渐都成为了各个细分领域的绝对龙头。而在那一波浪潮中以低价获得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民营企业都在之后的十年里享受了天文数字般的资产增值，对于那个十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民进国退”浪潮也造成了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且急剧扩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
直到2008年，国有企业已经完全从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狼狈处境中缓解过来，其中佼佼者都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庞然大物。4万亿的推出，给了蛰伏多年的国有企业一剂前所未有的强心针，此后中国的货币发行速度不断加快，流动性越来越宽松，国有企业也开始了飞速加杠杆的过程，国有企业获得了远比民营企业更充裕的资金，与此同时，至今延续十年之久的“国进民退”浪潮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所以不难看出，“民进国退”和“国进民退”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其背后其实有明显的脉络规律可循：一旦国企开始降杠杆，则“民进国退”，一旦国企开始加杠杆，则“国进民退”。所以，虽然眼前“国进民退”的大潮汹涌，将来如果到了国企的杠杆率过高不得不降低的那天，依然有可能再次出现“民进国退”的浪潮。
但是，在当下这个历史时点，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有企业的整体负债率为65%，尚有提高的空间），“国进民退”可能是个短期不可逆转的趋势，不会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让“国进民退”产生积极作用的问题，而不要再浪费精力讨论要不要、会不会“国进民退”的问题。
三、“国进民退”的“姿势”问题
事实上，尽管“国进民退”大势所趋，但无论是国资监管机构还是国有企业自身，在我看来都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必须认识到的是，在当下，国有企业掌握了全社会主要的流动性，某种程度上说，国有企业对其所掌握的资金和资源的使用方式和效率直接决定着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但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截止到目前，国有企业的资金和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方式都无法让人满意，也是人们对“国进民退”的结果产生担忧的主要原因。但是，国企并不是天然就没有效率，并不是天然就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事实上，在券商和银行等领域的国企，其效率和市场化程度就远远高于大部分国企，可见，国企的效率问题事实上是个管理问题，不是所谓基因性的问题。
那么，导致国企和国有资本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究其根源，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过分强调国有资产的安全性，“保值增值”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所以，出于回避风险的考虑，国有企业的资金和资源的使用都过于保守，偏好成熟资产。绝大多数资源和资金都不能投向更具潜力的新经济部门，也不能投向那些代表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小企业。不可否认，强调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尤其蕴藏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在降杠杆的大环境之下，这直接导致了绝大多数“新经济”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的M2数字如此惊人的情况下，为什么绝大多数企业却依然感觉流动性匮乏，长此以往必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
所以，尽管可能是幼稚的，但我认为依然有对此提出建议的必要：
国有资产监管的原则有进行适度修正的必要，安全性不可以松懈，但对于风险和损失的容忍度却可以动态提高，国有资本应当有意识地为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承担一定的风险和损失，这种政策取向和理念上的变化，是一切后续措施的前提。
国有企业投资和资产管理部门的激励机制应当进行调整，既要提供市场化的薪酬，也应该提供市场化的激励体系，通过激励制度鼓励相应的管理人员大胆投资于更具备潜力、有可能实现更高收益率的细分领域和优质项目。
国资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应该考虑打破国有和民营经济的藩篱，允许将国有资本委托给优秀的民营资产管理团队来经营，只要有适合的风险控制机制（严格的审计、适度的决策参与和项目管理），完全可以实现让民营企业为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
当然，必须看到，近年来“体制内”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进步，部分国有企业也开始了进行早期风险投资和委托民营团队经营的尝试，但相比于国有资产的庞大规模而言，这样的突破依然是十分微小的，未来的“国进民退”究竟何去何从，还需要国资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更多努力，社会各界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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