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浙江日报记者报道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乱差”现象。随后，该名记者被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记者群管理员踢出，据了解，原来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再回复记者任何微信讯息。
这件事情被披露之后，引起中国舆论场一阵关注，而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也迅速做出回应与修正。但木已成舟，地方政府事前的态度不禁令人错愕，难道这是中国政府部门接受舆论监督的应有态度？
实际上，中国地方政府面对媒体的监督，其所表现的“玻璃心”已不仅止于这起事件，像是江西发生的“抢棺材事件”，该名报道记者的微信公众号被永久封闭，从原本的“屏蔽一个月”，改为“永久屏蔽”。
接着，深圳于8月27日至28日颁发政府信息公开评比的奖项，而此次评奖中，深圳前海管理局继2016年获评垫底之后，再次被评为态度最差。而广东南方都市报对事件做出连续报道，但在与前海管理局媒体对接人微信沟通时，发现微信已被对方删除。
江西省一直在推行“殡葬改革”，鼓励民众将死者火化而不是土葬，此举却出现过激做法（图源：VCG）。
从前述案例看来，即便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仍有不少政府部门以为还能控制所有的传播产制。的确，翻开过去毛时代中的媒体，中共仅容许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等党国媒体，并且只能“报喜不报忧”，至于其他“监督”形式的媒体更被禁止。
尽管中国在1956年至1957年的百花运动期间，主流媒体享有一段时间的编采自由，但随后又遭到禁止，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报刊》虽然自外于国家掌控，却是高唱个人主义为基调。也就是说，媒体作为监督国家政府的功能，在这时期是被禁止的。想当然尔，此等政治文化也会被流传至今，也不难怪乎现有的中国政府部门，仍存在这类想法。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基于科技进步与现实情境，不再、也难以完全掌握媒体传播内容的产制与散布，中国民间社会乃至媒体得以重新在传播权力中发挥作用，尤其，在现今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光是网络用户就达7.52亿、两千万个公众号等，更别提还有知乎、今日头条等内容平台的蓬勃。
如此庞大的网络使用基底，中共中央若企图掌握传播场域，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像是不断的在破裂的水桶贴上胶布，即便暂时减少外流的水量，但仍会不断有水从水桶内渗出。
也因此，现在的中国传播场域呈现出，国家与社会都在积极的保护与增进他们的传播权力，当然也在这样的拉拔下，中共对于表达异议、政治参与形式的边界也并不全然地强制控制。
换言之，就连中共中央都有如此自觉，想问这些地方，真能完全控制信息吗？如果不能，为何无法接受媒体的监督与建议，非得等到水桶破了个大洞，官被拔了、人也被抄了，才了解舆论监督、与时俱进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作为党国体制的中国，实施舆论场管制，无可厚非。但管制的这把手，伸到舆论监督，将是本末倒置，倒果为因。实际上，中国政府现行体制与西方政体的三权分立有所不同，一切的监督都来自于“党”，其他形式则综合为民间舆论，因此舆论监督也是推动政府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倒逼政府官员主动作为的有效举措。
现在，已不是毛时代的中国，互联网发达的今日，人人随意传递信息，并能发挥传播上的公民赋权。倘若连这类的舆论都企图掌控，只会增添中共与民间社会距离，最终引发政权合法与正当性的质疑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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