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大，还是邓小平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从文革噩梦中苏醒，干部和舆论提出了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社会大讨论。时任人大委员长的彭真，面对记者提出这问题时，曾说「我也搞不清楚」，但后来他澄清了：「党领导人民制订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党是领导人民还是代替人民去制订并执行宪法、法律呢？当然就说不清楚了。不过，至少当时老党员干部们经历文革的无法无天时代，经历毛与四人帮无视宪法而任意妄为的时代，还多少有意识要把党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法之内。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特权势力的蔓延滋长，从法院拒绝受理四川灾民和毒奶案受害者索赔，到数之不尽的党主导司法审判案件，党的活动范围早已超越法律啦。

香港回归后，国际社会与香港人均认为，对香港这一制的最大保障是《基本法》，但近年来，《基本法》大还是中共党大，或更具体地说，《基本法》大还是邓小平大，这问题已由专权政治的「一国」不断衝击「两制」的香港矣。

去年七月，中国副主席习近平访问香港，在特区管治班子包括大法官、律政司司长和立法会主席面前，说特区管治班子，「要精诚合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香港舆论闻之譁然。因为《基本法》所定，是一个「三权分立」的体制，无论《中英联合声明》或《基本法》，更强调「独立的司法权」。若没有独立司法权，香港回归后已立即沦为「一国一制」了。

不过，邓小平生前，却多次表示反对「三权分立」。1987年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优越性，就是凡是一件事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鼎立。」同年他会见香港草委时说，「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当然，《基本法》并没有体现邓的「不搞三权分立」的观念。但如果中共认为邓小平比《基本法》大，那麽香港的独立司法权就守不住了。

最近引起政圈和舆论关注的曹二宝的文章，又抬出邓小平的话来压《基本法》，引述邓说过，「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如果中央把甚麽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于是，曹二宝就认为，在香港「必须有一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而成为香港的另一个「管治力量」。

曹二宝的根据是邓小平讲话，而不是《基本法》。因为《基本法》已规定除了国防与外交之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列明中央各部与各省市都不得插手香港事务。

《基本法》大，还是邓小平大？若香港厉行法治，那麽当然《基本法》大，「两支管治力量」的说法，就无法成立。若邓小平大，那麽不仅人大多次释法、粗暴干预香港终审法院裁决、建立一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干部的队伍」凌驾于香港特区政府之上，这些说法与做法都可以成立。三权分立、独立司法，也都可以丢在一边了。

抬出邓的那一段话，也要看「党的需要」。1984年邓说，「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特区政府派出干部……我们派军队……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又说，「要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现在，曹二宝说要派出干部在香港作为另一支管治力量，不是表示邓的话「不算数」吗？不是「不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吗？邓这些话就不提了。

《基本法》大，香港就仍是法治社会；邓小平大，那就变成人治社会啦。至于邓小平那一句话大，则看中共党的需要。这是目前香港面对黎桂康「十点协议」和曹二宝文章君临下的政治形势，也是特区政府在法治与人治间徘徊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