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8月29日，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作被官方禁止出版的作家阎连科8月29日受访法新社称，下部作品展示一个阴暗和混乱的中国社会，与习近平提倡的“中国梦”正好相反。而此前不久，中共中宣部、中组部8月2日发布通知，要求中国各地知识分子“增强对新时代爱国奋斗精神、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有认同。阎连科表示，将通过作品展示与“中国梦”相反的中国社会，与其在大学任教的体制内知识分子身份形成明显反差。
阎连科表示，目前其书籍在中国大陆被禁止出版，因此在写作时也不再自我审查。事实上，其著作现已通过港台等地出版发行。中国作协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2012年12月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表示，审查如“机场安检”般必要。同为体制内知识分子，莫言与阎连科对于“出版审查”态度不同，显示知识界对于中共官方的态度正在分化。中共一向重视知识分子的人心向背，8月初出台政策或许是意识到，其“友军”已到了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境地。中共知识分子政策失败了吗？
中国作家阎连科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图源：齐鲁网）
中共对知识分子陷入“鸡同鸭讲”
在中国，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的争论已经悄然无声，但既有分歧仍难弥合。中共对于网络空间、大学讲台的右派知识分子采取压制，使南方系自由派媒体《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并提出的“公知”概念，渐由原来的褒义词汇渐趋走向负面。中共发通知鼓励知识分子爱国、奋斗，接受中国境内与境外不同媒体采访的学者说法完全不同。
重庆大学教授刘海明认为，知识分子有义务在大学课堂和网络舆论场上，向年轻一代阐释个人奋斗与爱国的关系。同时，另一位某省匿名的前宣传部门官员对中国境外媒体称，高层现在加强对知识分子“洗脑”，是因中国知识分子最难驾驭。知识分子和科技界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获得红利最少的群体。
有分析认为，中共对舆论的整饬，让一些敢言的知识分子元气大伤，中国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大V”声量减小。2016年至今，因言获罪的高校教师至少已有6人。前述通知所提“爱国”，是要求弘扬中国官方“主旋律”，“奋斗”就是要过紧日子。任何政府都不掌握知识，不少知识分子对于中共官方心存犹疑，其根源在于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否定“自由主义” 导致中共与知识分子互信不足
中共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龃龉不断，这与彼此之间的定位有关。在中共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阶级划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党与非党来说，知识分子又是统战工作对象，统一战线实质是“党”与“非党”的联盟。不过，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中共对自由主义的否定，让个体丧失了自由。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单正平在其近期发布的《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一文中提出，早在毛泽东时代，自由主义被归结为危害集体利益的腐蚀剂，会“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和马克思主义有根本冲突。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否定后果严重，令国家与个人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关系，被置换成了政党（集团）与个人的关系，而个人在这一关系中变成了单向度的服从者和牺牲品，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利益；国家则被定义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实际上成了党用来控制、镇压个体的工具。
分析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将中共置于自由主义的对立方面，令中共更有理由相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有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至少是吃党饭、砸党锅。发起《零八宪章》的刘晓波也因此成为阶下囚。在以阶级成分确定敌友关系效果不彰的情况下，中共又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团结知识分子的“新工具”。
中共以“士大夫”统战知识分子“先天不足”
面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中共又从传统“士大夫”观念中寻找联结方式。习近平1988年为其“故交”、党外作家贾大山所写的缅怀文章《忆大山》中说，“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没把自己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中共党媒《人民网》2014年4月23日刊发评论称，这体现了“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君子之交。分析认为，中共用传统的“君子”、“士大夫”理念联络知识阶层。
为此，中共还自我形容为“中国之道”的继承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016年刊发、2017年又被山东高考采用的《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一文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从古典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承的是一以贯之的大道，社会主义道统是“中国之道”的历史显现。
不过，有分析认为，中共意识形态可能存在的逻辑缺陷，让其代言“中国之道”面临诸多挑战。消灭私有制是共产主义的目标。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强调，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意识尤其浓厚，对血缘纽带与亲情联系的重视由来已久，这与以消灭家庭为指向的官方政治哲学存在矛盾。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将重视家庭团聚的春节取缔，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都是这种冲突的体现。
知识分子“投机”误导公共政策最为危险
更为危险的是，放弃理想向度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投机，令中国的公共政策被误导。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畸形，即可认为是相关知识分子为政府政策背书，论证其市场政策正确性，而非纠正错误的结果。投机人士贩卖“知识”牟利，导致中共官方的公共政策与现实脱节，投机者却获利颇丰。
中共官方囿于阶级学说的知识分子定位，或对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即草率行事，左右皆难逢源、共识难以达成，才是其知识分子政策失灵的根源。中国大陆高校校庆，几乎无不以培养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自豪。如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了中国象牙塔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确实已到需要调整反思的时刻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