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批评「一些同志表现软弱，不敢理直气壮地起来斗争」，指出「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传达出邓小平一帮老人决心处置胡耀邦的意向。
在权力的高峰的人，都有孤独感。胡耀邦的权力并非来源於党内的自由选举，而来源於邓小平和几个大老的认可。胡耀邦的悲剧正是这种制度的悲剧。面对著突如其来的异常情势以及巨大的精神和政治压力，胡耀邦倍感孤苦伶仃，无处倾诉。「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在「革命队伍」中经历过无数次政治风暴，摔打滚爬，伤痕累累，几次死里逃生，他猜不出邓小平的心思，惧怕再遭灭顶之灾，以為「惹不起还躲不起？！」迫不得已於1月2日将辞呈递交邓小平，只想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胡耀邦提出辞呈后，邓小平决定以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召开生活会解决胡耀邦问题。
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向全党全民传达《邓小平同志关於当前学生闹事问题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即1987年第一号文件)，亦即邓小平12月30日讲话精神。為日后宣佈废黜总书记，在民众中作思想及舆论铺垫。
1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召开生活会，薄一波主持。胡耀邦作了检查，為了照顾大局，為了保护一批干部，他自怨自艾，「大包大揽，上纲上线」，检讨自己担任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说了违心话，谁知又凭添了让人整肃的把柄。邓力群逮到机会，兇神恶煞地批了好几个小时，端著一种不把胡耀邦批倒批臭誓不甘休的架势。
赵紫阳深知两个超级大佬的决定是铁板钉子没有迴旋余地。虽然他对胡耀邦无意之中屡屡插手具体经济工作耿耿於怀，与胡耀邦的关系不错，也不是很好，知道「我和耀邦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同舟共济」，他头天晚上还特地到胡耀邦家里，对胡耀邦多次在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问题上坚持己见，违拗邓小平，表示不解与惋惜；劝慰胡不要激动，要当心身体；要有个精神准备；但此时的赵紫阳看到，现场的情况令胡耀邦无法再干下去了。顺著会议走向表态说，「耀邦的优点是民主、宽容、不整人，我们可以合作，弱点是不受约束，喜欢提些新的东西，如果在一定的气候下，也可能成為很大问题，现在没有问题，将来变了，环境变了，人也可能变了，可能无法合作，所以是个制度问题，出不出问题，靠制度不靠人，毛泽东、斯大林都没有能避免晚年的问题」，他顺便提到1984年访欧前夕曾经為此写信给邓小平，抄呈陈云。因之是泛泛而谈解决领导体制问题，邓小平没回应；陈云找过赵，亦瞭解其本意。此时提到信，不过是有感而发，没有针对个人的意思。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主等问题上与胡耀邦有过之而无不及、时时维护胡耀邦的万里也不得不表态；倒是习仲勋仗义执言，对突然袭击式的会议大為光火。最伤人的是与胡耀邦感情甚篤的王鹤寿将他们之间的私房话亦亮了出来。
整个生活会上，以元老级人物為主的枪手，从政治、经济、外交、党务等四面八方向胡耀邦毫不留情地扫射。陆鏗採访时胡耀邦谈及胡乔木、邓力群的话也成罪证。看重情义的胡耀邦面对著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阴冷面孔，和周遭密集炮火，身心俱已千疮万孔，被逼近崩溃的边缘。生活会结束前，他表态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正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作為会议总结，罗列了胡耀邦六条罪状，说他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甚而採取反对立场；在经济上提倡高消费，有冒进之嫌；不重视统一思想，提出整党是為了促进经济发展；违反外交纪律，接待外宾时说了不该说的话；到处讲话，经常违背中央决定精神。对党赤胆忠心的胡耀邦「原以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没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其中还有许多不实之词。无妄之灾令胡耀邦悲痛欲绝。胡耀邦在会场外过道嚎淘大哭。当他悔悟「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时，已然太晚了。
1987年1月16日，主张「软处理」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并发出公报，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公报特别列出参加会议的人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8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人，中央书记处书记4人，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17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2人。庞大的政治老人团伙实际主宰著政治局会议。事实证明，政治老人在权力场上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但疑惑权力受到威胁便会毫不留情地拼死搏杀，直到取胜。正因為如此，各路人马以投合政治老人兴味来争取权力重新分配，便成為这一时期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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