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宋明以后，有一个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节”比生命、国家重要得多。这口号深入人心，大到朝廷重臣，小到贩夫走卒，人人把它奉为圭臬，身体力行。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其影响也不见减弱。浮名曾是教书匠，记得在讲授现代文学的孙犁一节时，讲到《荷花淀》水生参军前的夫妻话别：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
“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
那是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当时浮名点评道：在水生看来，“节”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引来学生哄堂大笑。
学生的哄堂大笑，正好说明了我们经过新道德涤荡，都认识到了这条扼杀人性的口号的荒谬与无耻，完成了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残忍道德准则的否定。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人性的回归。
可是，我们在道德准则的认定上是选择性的失明！
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新道德，我们猫在温馨无限的家里享受新道德赋予我们的各种人权，可是又有多少人关注蜷缩在简陋的工棚里的数以亿计的民工们艰难的呻吟？他们应该拥有的基本人权究竟享受了多少？
圣人云：食色，性也。填饱肚子、享受性爱，是任何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应该拥有的，也是宪法赋予的最基本的权利。现在，民工们凭自己微薄的收入，基本上享有了填饱肚子的权利，不必因为肚子问题而饿死。可是，他们的性权利何在？被憋死的又占了多大比例？
下面，浮名摘录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材料：
杭州民工性现状调查
年龄：30岁以下的青壮年占70％，30—50岁之间的占24％，50岁以上的6％。
性别：男性91％，女性9％。
长期无性70％，偶尔有性经历的15％，正常性生活的10％，不愿意透露的5％。
感到性压抑或性饥渴的82％，性满足的8％，对此持无所谓态度的6％，没有性要求的4％。
排遣性压抑的方式：无可奈何的45％，通过手淫等方式自慰的20％，找机会探亲或让配偶抽空来杭州的15％，有性伴侣的10％，通过不正常手段满足性欲望的6％，说不清或者不透露的4％。
----《民工性权利》张瑞著
通过该调查可知，民工大多处于如狼似虎的性饥渴状态，偏偏长期无性事，以他们的经济状况而论，惟有活活“憋死”！除此而外，就只能去下等的场合找暗娼。于是，哪个地方民工多，哪个地方暗娼多也就成了潜规则。警察们刚完成了对旧的暗娼的扫荡、遣散，新的一批立即补充进来。由于道德的约束，法律的制裁，这些民工在在无法自控的境地里，寻找片刻的发泄，发泄之余，又常常心怀深深的愧疚，有的染上性病，有的被关进局子，课以重罚。于是，他们的生理、心理就时刻处在‘饥渴、发泄、愧疚、染上性病、遭重罚，再饥渴、再发泄、再愧疚、再染性病、再遭重罚’的恶性循环里，导致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成为社会最不可确定的不安定因素。
有专家也曾为此大发宏论，出了一些极“高明”的主意。比如有说政府应责成佣工单位必须为民工修建配偶房以解决民工夫妻分居问题的。浮名怀疑这些所谓的专家要么是天外来客，要么是弱智白痴，懵懂不知人间事。单位即使为民工建造了配偶房，凭民工的微薄工资，如何享受得起？民工的配偶还得在偏远的山乡从事田间劳作、赡养父母、抚育小孩，他们还没有做专职太太的资本！
面对如此状况，我们莫非仍旧以“憋死事小，失德事大”的荒唐的道德枷锁套住民工，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活生生地“憋死”？
小平同志曾经号召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二十多年前，安徽的农民就表现出了这种智慧，歃血为盟，私自包产到户，点燃了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的火种，指明了农村改革的方向。现下的民工也不失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的。据说，好些地方的民工，以十个、二十个为一个集团，从偏僻的山村找来姿色平庸、年纪偏大的女性，白天为他们煮饭作菜、缝补洗糨，晚上解决生理问题，报酬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有报道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民工，大多有较健康的生理、心理状态，对周边治安环境的破坏率也相当低。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许哪一天，民工的这种做法也将如燎原星火。浮名建议，对待这一现象，我们的立法、执法部门、舆论监督机构暂时不去动它，让它存在，别对它大惊小怪，视之为洪水猛兽。到了适当的时候，予以合情合理的引导，倒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办法。堵不如疏。
扼杀人性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的残酷性已经被我们充分认识，并且批垮批臭，也希望我们不要再以荒唐的“憋死事小，失德事大”的枷锁来束缚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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