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日前接受美媒采访称，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到0.5个百分点”。相比500亿美元甚至2,000亿美元贸易制裁，此前的中兴事件，使得狂飙突进迅猛增长的中国感受到在关键技术领域被卡住脖子，在中国朝野引起巨大振动。而近来迹象表明，在解禁中兴之后，美国政府又将科技冷战矛头指向中国无人机制造商深圳大疆。
中国商务部4日发布官方消息称，美国Autel Robotics公司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款，于8月30日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申请，指控中国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美出口、在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无人机及其组件侵犯其专利权，请求ITC发起337调查并发布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
中兴事件后，习近平数度发声重铸“大国重器”（图源：新华社）
从中兴到大疆
在上述指控发出之前，将无人机市场全球占比锁定在50%的大疆，就已经进入美国军方视野。早在去年8月时，美国陆军副参谋长约瑟夫・安德森（Joseph H. Anderson）在一份陆军备忘录中已提出指示，“停止使用并卸载所有大疆应用程序，从设备中删除所有电池/存储介质，保护设备以待后续指令”，原因是“网络安全漏洞”。美军高层多次发声称，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应禁止从中国大疆购买无人机。
正如中美间谍案曾被美国政客们用来打击中国一样，所谓大疆无人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也仅仅为一种说辞而已。美方真正目标是限制中国在无人机这一高科技以及智能领域的发展空间。
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发展势头极为迅猛的中国高科技领域成为核心打击目标，特朗普以及美国官员从不讳言对“中国制造2025”高度关切。为此，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政府出台政策，禁止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科技领域。
除了“中国制造2025”，特朗普还直言不讳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位“推特总统”称“一带一路”具有“冒犯性”，而到底“冒犯”了谁，特朗普则语焉不详。同样，中国发展中非合作也遭到美国政界一致声讨。似乎一切关涉中国未来发展空间的领域，特朗普政府都极为关切，并力图从中找到“冒犯性”。
习近平“大国重器”发声
中兴事件后，中国朝野痛感在核心技术领域被卡住脖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七度出面就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公开发声，习甚至撂下重话“大国重器不可假手于人”，“时间逼人，任务逼人，使命逼人”。
中国随即打起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之战。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回应称，中国“将不计成本地加大芯片投资”。其后即有媒体消息指，中国将对大基金再行增资5,00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 美元），从而成立一项总投资达1万亿元的新基金，专注于支持中国本土芯片生产及技术，将面向三个领域，包括记忆芯片、集成电路设计和复合半导体。
伴随着中美差距的日益缩小，这两个全球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似乎不可避免。而在技术方面，中国原有的“后发优势”以及市场换技术等技术追赶路线也已经走到尽头，就如同中国经济亟待切换到创新发展的轨道一样，中国在核心技术方面也只能走自主研发之路。而囿于“路径依赖”，中国的战略转型无疑需要借助一系列大刀阔斧改革才行。
阻碍中国技术研发的制度盲点
首先，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中国企业，其经济运行模式，此前都过度依赖于投资，即靠简单粗放增加投资、扩大规模来获取收益。随着资本金收益递减，无论是国家层面货币放水式的宽松政策，还是企业层面无节制扩大投资规模都已走到尽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发展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改革需要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同步推进。
其次，中国需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基础研究，一个是技术转化和推广。后者因为有着巨大收益愿景，企业有足够动力去加以推进。而基础研究则需要国家层面的投入，比如中国教育占政府财政收入4%这一目标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实现。
再次，中国政府推动技术研发与创新习惯性地依赖于政府产业政策，其效率异常低下，比如中国光伏企业获得了政府大量的补贴，但除了制造了产能过剩之外，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且被曝出大量的企业骗补事件。这一做法需要作出实质性变革。
对于中国政府主导下产业政策的效率低下，2013年6月，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曾上书时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称，“我们在制定众多芯片产业跨越发展的规划时，必须弄清企业在发挥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和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上存在哪些体制性的障碍，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消除”。
吴敬琏批评中国芯片产业投融资方式缺乏财务预算硬约束称，不少地方采取了由政府所属机构操办，资金投入哪个企业也由政府领导指定的方式。这种办法虽然见效直接，但是无法激励企业节约开支，提高效率，往往造成贪污浪费，养成受益企业的依赖心理和习惯，打击其他企业的积极性。
在国际上，为了提高投融资效率，即使政府牵头组织资金资源，也都由独立企业进行商业化运作。例如对成长期企业进一步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风险投资（VC）和对成熟期企业进一步壮大起重要作用的私募股权基金（PE），通常都要采取投资人与基金经理人合组有限合伙企业、由承担无限责任的经理人操办的方式。
但在中国各地由政府主导建立的VC和PE，大部分与政府的关系都过于紧密，按政府领导人的意图乃至直接指示进行投资，造成成功培育企业成长壮大的概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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