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12日，中国广东省梅州市公布官员职务变动信息，陈敏担任梅州市委书记，谭君铁不再担任这一职务，另有任用。这则并不十分起眼的人事消息，再度令梅州来到聚光灯下。
十八大后中共对政坛派系进行集中清理
外界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该市党政主官的更易，而是由此传递出的，广东政坛生态的变迁。这就要从上一次梅州成为舆论焦点说起。
对于梅州市的官员而言，这个梅雨季节并不好过。他们的担忧，从2014年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时就已经开始了，暴风雨似乎正向这个地处中国东南一隅的沿海城市倾泻而来，令人压抑，只等某个消息的到来打破寂静。
果然，2018年8月6日上午，梅州宣传部门传出消息，梅州市政协党组成员彭耀新突然自缢身亡。这已不是梅州市自杀的第一位官员了，就在去年12月3日，43岁的广东省河源市副市长谢耀琪在其梅州的家中跳楼坠亡。巧合的是，彭耀新和谢耀琪的仕途有相当大的重叠，两人都曾在梅州任职。
“客家帮”覆灭
但在巧合背后，似乎也昭示着某种必然。不论是彭耀新还是谢耀琪，都是在广东政坛盘根错节几十年的“客家帮”走向覆灭的再一佐证。也许在他们选择自我了断前夕，已然望见席卷而来的反腐风暴。
今年2月23日至5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对广东省进行巡视。7月，巡视组向广东省委反馈巡视情况时称，广东“肃清李嘉、万庆良恶劣影响不够彻底，官商勾结、‘圈子文化’等问题仍然存在”，“坚决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恶劣影响”。
措辞严厉的“全面彻底”一语，无疑是对某些人政治命运的宣判，一如郭伯雄、徐才厚倒掉后肃清“流毒”而拿下的大批军官，黄兴国落马后引发的天津官场地震，随着中共定调“肃清李嘉、万庆良恶劣影响”，广东政坛曾烜赫一时的“客家帮”愈发日薄西山。
大致来看，广东政坛可分为广府、潮汕、客家、外省四大派系。其中又以客家帮（又称梅州帮）的影响最为深远，他们地域观念浓厚，相互照应，逐渐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坛山头，频繁输送利益，彼此拉拔——李嘉担任梅州市委书记期间，彭耀新任市委秘书长。
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刘小华、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罗欧、原副省长刘志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李珠江、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珠海市委原书记李嘉等人，都被认为是“客家帮”的典型成员。
进入2018年，随着年初督战意味浓厚的中央巡视，“客家帮”的覆灭也进入最后阶段。7月11日，被称为“客家帮最后的大佬”的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志权因涉嫌“经济和政治问题”被查。
而在曾被查的同一天，梅州嘉应学院院长邱国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随后，广东省地质局副局长黄伟闻、清远英德市委书记汪耿东以及惠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忠等“客家帮”成员也先后落马。
自缢身亡的彭耀新，则为这个一度能量巨大的地方政坛派系的覆灭又添上了一个新注脚。
三管齐下 重塑政治生态
尽管辐射范围有限，但“客家帮”的覆灭，无疑是中国政坛正彻底全面整肃的一个缩影。面对两会后各地新一轮的“肃清余毒”潮，地方上类似政坛派系的生存空间日益压缩。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五年多来中共的执政特点，“政治生态”无疑是显眼的关键词，而长期扰动政坛的“官场派系”“山头主义”，则是最为难啃的硬骨头。周永康的“政法帮”“石油帮”“四川帮”、令计划的“西山会”“山西帮”……再加上“客家帮”等，大大小小的官员利用各种关系结成利益共同体，从中央到地方，寄生在中共的肌体上，视私利凌驾一切，将公权当作家奴，浅者谋钱谋财，甚者乃至篡党谋国。
十八大之前，这一政坛毒瘤生长到极致。常委中“政法王”周永康风头无两，党羽遍及全国；军中两名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皆墨，完全架空军委主席，从四总部到各军兵种，无不上行下效买官成风；中办则有令计划盘踞中枢，上下游动串连培植个人势力。及至地方更不消说，从上延伸而来的，本地生长出来的，更是派系四起山头林立。这些官场山头，不但敛财敛利，还严重破坏政治运行，干扰政治秩序，就像深深浅浅的漩涡，权力但凡流经无不变形，挤压、架空了正常的权力核心，“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尾大不掉”……无不是彼时中共混乱政治生态的生动写照。
直至习近平上台，启用强势人物王岐山祭出铁腕手段，随后又紧跟顶层设计与体制改革，渐用一个体系工程对中共展开整肃和清理。
广东政坛一度派系林立（图源：VCG）
现在看来，这一工程大概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由上到下贯穿全党的反腐风暴，且已由初期的运动式反腐逐步转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在这场广泛深刻的整党大潮涤荡下，大批腐败官员落马，上及常委下至村官，所谓“四风”为之顿刹；其二是党政关系的再整理，特别是今年3月份大规模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多数部门经历裁撤合并，职权也作重新分配，理顺畅通了过去中央与国务院之间的多个环节，确保令行禁止；其三则是中央权威及核心权威的建设，这一部分有机整合在前两部分中，随着整党与体制改革的推行，过去分散的权力进一步收拢到中央，汇聚到核心手中，譬如增设的诸多委员会，便是强调中央掌控力与话语权的突出表现。
三管齐下，中国的政治生态亦为之改善，特别是对于林立的政坛山头，其核心人物要么纷纷落马，要么自断臂膀，党羽也或被剪裙边或遭各个击破，失去组织灵魂与骨干的各种政坛派系逐渐式微，已经失去生存土壤。即便仍有零星残余，随着中共巡视制度的常态部署，也很难再发展起来。
输入新血 再造肌体
相对于清理，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是如何再造。换言之，“破”“立”总是并举的，既要有大开大合的“破”，也要有细致周全的“立”。后者的关键组成部分，无疑便是为庞大的中共肌体输入新鲜血液，快速适应新的政治运行体制机制，最大程度发挥体制驱动潜力。
人事，依然是关键中的关键。今年以来，中国31个省区市至少有119位省级政府副职调整。这些副部级官员是中共政坛的中坚力量，在决策与执行之间上传下达，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共执政思路的呈现样貌。
与此同时，随着近期青海省委副书记刘宁出任青海省代省长，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也全部配齐。这意味着十九大以来的人事洗牌进入尾声，之前比较常见的“双非”地方大员大为减少，中共高层的地方人事布局将转向有序更迭，全国性布局也已抵定。
更有意味的是，前述刘宁接掌青海代省长与彭耀新自缢身亡前后只相差一天，一南一北，截然不同的际遇之间似乎形成某种互文，共同映照出中共政治在自我革命后，正迎来全面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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