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作为二十世纪最大的伪君子和盗窃犯，胡适是反对五四运动的。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
我之所以把胡适当作二十世纪最大的伪君子，是其内心深处有着最强烈的权力欲，但是口口声声不从事政治，甚至拜倒在废帝赙仪面前而激动不已。他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合起来，贬低政治解决，抬高文化解决，二十世纪文化政治的巨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实在于斯为肇始。之所以把胡适当作二十世纪最大的盗窃犯，是其利用陈独秀深陷牢狱，以及功业未成身先死的便利，阴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位置。
吕实强指出：“五四一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两项含义：一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青年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以及其前后各地与其有关的爱国运动；一为在此一爱国运动前后若干知识分子所提倡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但我个人仍然觉得，上述两项含义，虽然互相影响且有相互关联之处，但却各有其特质，似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新文化运动诚然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五四的爱国运动也助长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
为了阴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位置，胡适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上下其手。既然其及其推崇文化，毁损政治，那么就应该身归文化。可是如此一来，就切断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来就不存在的，而被胡适糊弄起来的联系。很清楚，这种联系就是胡适的自身身位。胡适必须以自身，不断把自身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以自身为代表符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了如此，胡适说，“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也不应“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当没有胡适自身，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
而陈独秀从事的，被定义为或者堕落为政治运动，所以陈独秀也在胡适的麾下，五四运动被包裹在新文化运动中来。这番话语霸权，就为了满足胡适新文化“圣人”的渴望。
胡适关于五四的回忆和想象，用个人色彩的文字表达出来，是个人和主义的交融。个人搭上主义，并且披露个人如何靠近主义，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磁场，磁化读者。推己及人，就进入人心精神内部最柔软部分，占领下来。这样的“启蒙”效果最好。当然这是一种蒙昧。把人带出一种黑暗，却带入太光明以至于瞎了眼睛的困境。
胡适做“圣人”的渴望，是极其强烈。立功立德立言，才能成就做“圣人”。从事政治，第一个有伪君子的面具约束，第二个民主政治无法成就圣人。立德在现代性背景之下，无足轻重。那么只剩下立言。他这一生，也只有五四运动可以勉强搭上“圣人”梯子，所以它必须暗中夺取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位置。他不动声色，就象勾引朋友守寡的美丽遗孀，胡适的身上，经受伪善与自欺这双重恶魔的折磨。这个欲望，是胡适心中埋藏最深的秘密。
在命运面前，卓越的人是不公平的。似乎谁活得长，谁活得好，谁声音大，就能当历史的描述者和裁判者，就能暗中盗窃和掠夺。
最垃圾的文化解决政治方案
胡适提出来文化解决的中国问题方案，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垃圾堆之一，制造了和遗留了很多社会问题。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作者杰罗姆.格里德曾说，杜威曾经指出，必须考虑到社会的愿望，又要考虑到具体的状况，以此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自由的解决方式。而他的中国信徒们，特别是胡适，明显地误解他的思想。胡适的价值观和愿望明显反映了他几乎没有真正理解他的人民的“社会的愿望”，几乎没有真正理解他们现实生活的“具体的状况”。
杰罗姆.格里德说，胡适终究没有认识到，对中国人民来说，“自由”并不是意味着他们有保持自己意见的最终自由，而是意味着他们能够从饥饿、征夫、抢劫中逃离出来的自由----仅此而已。而胡适所注意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些智识的迷惑，仿佛只是为了引起那些教授学者茶余饭后的疑惑好奇罢了。
杰罗姆.格里德认为胡适的理想是自由空洞的，同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没什么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认为，同他自己的生活也是没有太大的关切性，除了给他自己塑造神坛之外。
胡适们不满足社会政治条件，却要全面代表人民，代表中国，本来只是作为一小撮人的，堕落瓦解中的符合自身条件的不解决方案，却要当做全部人民的。这里预设的逻辑是，现代新儒生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然正当的，而全体人民必须模仿或者将来可能模仿之。
可是这种模范需要条件，那就是民众的生存危机得到解决或者得到缓解。拒绝正视或者解决的方案，只会激化政治矛盾，对民众实行道德暴政。胡适们的方案，排斥人民的首要问题，也就是生存伦理的斗争（而这个孙中山看得异常清楚）。只有首要的、低级的生存问题，得到满足或者缓解，胡适们的方案才有正当性，才有较大的说服力。
最为要命的是，这种自我为义，让别人崇拜，把情感依附于自己，从而把自己烘托为符号人物的做法，吸引了绝大部分最有智力的青年人，延续了儒家的精神领导权，从而把中国捆绑、瓦解，放入文化教育的框架之下。文化教育之外的问题，即使是首要的，也被虚无化，被漠视。通过掩上眼睛堵上耳朵，就把问题“解决掉”。这种极端扭曲，逃避政治从而内在屈服于政治的思潮过于强大，而造成走到政治路线的陈独秀、毛泽东被迫诉诸于另外一种极端暴力，被偶然和不确定的命运所驱遣。
如果胡适们仅是一小撮，如何自我吹嘘，而不是成为浪费二十世纪最主要智慧能力的无用功，并且有可能继续浪费二十一世纪，我们根本就不用正视他。他成为重要人物，并不是积极作用很大，而是带来病毒危害极大。
胡适们的自我吹嘘，如果放在一个彻底打垮儒家精神领导权和摧毁文化道德解决的思维方式之后，只是值得莞尔一笑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打垮儒家精神领导权和摧毁文化道德解决的思维方式。胡适们以这个为目标的方式，本身成为敌人的一个部分，一种延续。也就是杀毒软件也中毒，自身也制造出同样的，更隐蔽的病毒。正是胡适们目标与我们相同，其危害尤大，隐蔽性更强，更不好追杀。我们的任务更加艰难，敌人在我们的前辈身上，在我们追求目标的进程当中，需要的是自我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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