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年初在《舆论场：戊戌年之变》一文中的判断：2018年， 流年干支组合为戊戌，注定不平凡，不太平。
中国警察拦截因为民间融资投资失败的上访者，在中国，各类维权事件频频发生（图源：AFP）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经历了六年的整治，趋于稳定，但另一方面，社会上的矛盾正逐渐显现。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转型的阵痛、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经济下行，正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在人们的生活中有所体现。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北京P2P难民集体上访、湖南耒阳学生家长冲击政府、持续多时的各地退伍军人维权事件，使得2018年的夏天变得不平凡、不太平。
为应对成规模的群体事件的发生，中国政府正在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维稳。2013年11月，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若干措施：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已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淡出20年之久的"网格化管理"，这种全国性社会管控体系，正随着小型警务站和居民网络的建立，重返中国社会。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的网格化管理在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下，有了大量监控摄像头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加持，让中国官方有了更快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一位匿名的中共高级官员早前在接受专访时曾表示：在社会领域中，中共通过强化以社区为单位的党工委组织强化了过去以街道为单位的基层治理，实现了党对居民的网格化、精细化管理，这对于防范社会风险，化解民众之间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更有效的实现了维稳。
如果从反应并介入速度来看，在最近这一系列维权事件中，这一整套管控体系确实发挥了非常高的效率，但是否做到了此前受访官员所说的"解民众之间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更有效的实现了维稳"？这是值得商榷的。
以P2P维权一例来看，从已公开的信息可知，中国政府通过大数据分析、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在大规模集体上访发生之前，就对可能参与维权的人士进行了包括教育劝解、车站与机场拦截等一系列的维稳措施，限制了部分维权者前往维权现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前减弱了维权事件对社会的冲击。
而对于诸如耒阳冲突、佳士抗议等群体维权事件现场的处置，中共则依然是通过出动警力清场，抓捕带头者等强硬手段以化解眼前的乱局。如果说把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姑且当做一起"维权事件"，中共如今对待群体事件这样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又与处理29年前的那场风波有几分相似？维权现场平息之后，维权人的诉求一方面不到令其满意的回应，民众与官方之间的矛盾也因为粗暴的处理方式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也给外界留下了批评的口实。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仅是在高科技与大数据分析上的与时俱进，也不是在社会动员、精细化、网格化管理上的无处不在。如果在治理理念上依然维持固有思维，在技术与手段上的所谓创新，只能让现有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形成一种"跛脚"的现代化，固有治理思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因此更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诸如佳士事件这样的维权事件遭官方清场后，相关维权者与声援者并没有停止维权与抗议，与此同时，来自深圳以及声援者所在地的各级政府部门对当事人的压力也在持续。
而在这个过程中，官方是否对自身应对此类事件时的做法有所反思？像佳士事件这样一场劳资双方的纠纷，政府作为事件之外的第三方，从维稳角度的过早、过度的介入，是否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导致如今依然难以收场的结局？官方是否真正从民众利益的角度，聆听维权者的诉求？对于维权者所遇到的问题，是否给与了合理的协助？
同样的问题，之于P2P维权、耒阳事件以及其他维权事件中，官方是否在运用高科技手段、网格化管理来应对突发事件之外，从根本上找到化解矛盾的药方。长此以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固有治理思路而转化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既不利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不利于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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