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维权事件引发的官民冲突已发生数起。
图为北京时间9月1日发生在湖南耒阳的教育维权事件（图源：@齐鲁新闻视角）
北京，金融街；湖南，耒阳；广东，深圳……
P2P爆雷，教育资源分配，工人自建工会……
从中共政治中心到开放前沿，从沿海大城市到内陆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都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上演着一幕幕维权的戏剧。
而这一出出戏剧的高潮无疑是震撼的官民冲突场景，在社交平台上上传的模糊的影像交织着声声的叫喊和肢体冲突，透过电脑和手机屏幕传递出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震撼着旁观者的心灵。
在那些时刻，对于中共基层官员们来说，受着来自上面“维稳”的压力，对于冲突的另一方普通民众来说，仿佛是蓄积了已久的积怨也一股脑发泄出来，两方的撕扯和碰撞下，官与民都被挤压在这团诉求和舆论的漩涡中，呐喊着，发酵着……
这就是今日中国官民冲突的现实图景。因而，中共在今天此起彼伏的“维权”事件中面临的挑战之一无疑是：如何重构官民关系。
“维稳”如何积压民怨
在中共当前日益高压的政治体制中，“维稳”已成为中共地方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标，因此在中国各地，巡逻特警越来越多，监控摄像遍布各个路口，防爆装备如盾牌、警棍等也越来越专业化，中共处置社会事件的能力和资源无疑越来越强。
在耒阳事件中，数千警察赶赴湖南耒阳市维稳，镇压学生家长的维权行动；P2P爆雷事件中，数千名投资失利者原计划在北京举行大规模游行，遭到当局阻拦，北京警方则在金融街附近布置了大量警力以及一百多辆空巴士，随时将来到现场的上访者押送上大巴。上访者的身份信息已经被警方提前侦知，录入盘查系统，一旦赴北京参加维权，便留下了“案底”，再想进京便会遭警察盘问。
可以这样说，官民两方代表着两套差异巨大甚至相反的行事逻辑的撕扯。一方面，是中共的官员们以“维稳”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是民众以“把事情闹大”作为实现自身诉求的有效方式，在这两套格格不入的行为逻辑下，爆发官民冲突似无可避免。
虽然官方极力调和这两套逻辑之间的巨大距离，试图寻找他们之间的交集，号称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过在某些基层民众的心中，“为人民服务”早已被调侃为“为人民币服务”了。
日益收紧的议政空间
在事情的另一方面，普通公民参政议政的空间越来越狭窄，法定的意见征集程序并没有被官方认真执行，而是敷衍了事，徒具形式。
如在湖南耒阳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导致的维权事件中，据报道称，政策制定之初，当地政府并没有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虽然召开了听证会，但到场的学生家长只占与会人数的五分之一。
听证会是中共官方早些年推行的公共政策民意听取程序之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听取民众对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公共政策的意见，以期政策真正出台时能照顾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最大限度减少官方的施政阻力。
事实往往是，社会政策的出台官方已经有了既定的政策，临时组织听证会走一下形式，会上赞同也好，反对也罢，往往对官方的既定政策没什么影响。或者干脆就是漠视民众利益，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
与此同时，解决维权事件的另一个途径——司法途径也被维权者有意无意忽视。
在深圳佳士维权事件中，佳士工人选择自建工会进行集体劳资谈判这种令当局无法容忍、挑战官方工会权威的激进手段。有分析认为，其实工人可以收集资方侵犯其劳动权益的材料去当地法院进行起诉。
因中国司法系统独立性不足，民众对中国的法院抱有不信任感，觉得法院与政府是一体的，因而，在维权事件中，民众总是有意无意的忽视这一手段。
“把事情闹大”——无奈的抉择
在司法途径和公民议政无门的情况下，原本可以妥善解决的问题最终升级为维权事件，民众开始逾越中共设立的政治红线，以街头示威、打标语甚至“冲击政府机关”这样的方式，力图“把事情闹大”，冀望引起舆论的关注。随之官方又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帽子进行清场，而动辄加之于民众“不明真相”的标签，或者把责任归咎于“境外势力”。
两套行为逻辑的撕扯下，维权事件便陷入恶性循环，逐步升级。维权事件的解局往往是，在舆论介入后，官方对既定政策进行纠偏，被逮捕的民众被释放，事情得到解决，事态最终平息。既然如此，如果官民的沟通手段是畅通的话，维权事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白白浪费了官民之间已经所剩无几的信任感。
如果说，公民社会的到来是中国大势所趋，那么中共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和代价。这就需要中共放松过度敏感的神经，抛弃以“维稳”为首的施政思路，理性看待公众的维权行为，开放、扩大公民参政议政的空间，降低民众参与决策的门槛。如此，才能在整个社会营造理性维权、和平表达诉求的社会文化，重构日益对立的官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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