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成功地支持了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金融体系，今天迫切地需要转型。”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提醒。
黄益平是在9月15日举行的《2018·径山报告》发布会上做公开演讲时提出上述观点的。他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金融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资产规模上都位居世界前列，但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作用还非常有限，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还是比较多。
《2018·径山报告》指出，金融资源的配置还不平衡，服务实体经济还不充分，尚未完全构建起能够匹配现代需求的金融体系。目前，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已是当务之急，急需补短板。
《报告》提出，当前的金融体系有三个问题尤为突出，已经无法适应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金融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新需求；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楚；三是金融监管没能管住风险。
“如果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不改变，金融体系就很难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报告》写道。该报告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浙商银行独家支持。
为此，《报告》提出了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市场机制。黄益平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挑战不是市场化走过头，而是市场化远远不够。
他认为，金融体系的现代性应该体现在市场机制上，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三是改善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黄益平同时强调：“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的市场化，但它不会是一场放任自流的市场化过程。”他建议，既要稳定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也要完善监管框架。
CF40理事单位代表、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锋表示，应当对金融机构建立正确的激励约束机制，包括对中小金融机构建立退出机制。建立市场化的金融监管，不能搞运动式监管。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在《报告》中表示，金融体系要适应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也要适应金融体系，因此，构建适应现代金融体系的货币政策框架至关重要。
此外，殷剑锋还谏言，是否可以考虑将住房公积金单独或与现有企业年金一起改造成企业补充养老金，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也可以变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机构投资者业务。
中国金融体系的三大问题
黄益平在《报告》发布会上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的金融可能无法满足经济模式的转变，无法满足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
这包括家庭对于配置金融资产的需求；创新企业对于多样化、市场化、能识别和承受市场风险的融资方式的需求；地方政府在发展可持续经济过程中对于持续的、成规模的、低成本的融资支持的需求。
“现在的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的更新、重组。”黄益平说。
《报告》指出了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是金融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新需求。储蓄率下降而消费率上升，这必然会加强家庭对资产性收入的追求。产业“服务业化”和制造业升级同时发生，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因而，金融供、求不匹配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
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楚。金融部门承担了许多财政的责任，反过来财政又不得不继续为金融机构兜底。政府干预甚至取代市场的现象非常普遍，政府不尊重金融规律、好心办坏事的现象也很常见。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实行风险定价并合理配置资金，金融体系维持金融稳定并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三是金融监管没能管住风险。过去金融稳定主要靠政府兜底，但这也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但现行的监管框架重机构监管、轻功能监管，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不佳，同时监管机构的专业性、独立性也不足，造成了许多金融风险。
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的七大建议
既然如此，该如何构建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新的金融体系呢？为此，《报告》提出七大具体的政策建议：
第一，真正实现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把金融决策权留给市场，同时建立金融机构准入与退出规则，打破刚性兑付，减少直至消除资金价格与投资行为的扭曲，完善资金的定价与配置机制。把政府的功能限于宏观调控、维持秩序、支持稳定和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
第二，进一步推进银行的商业化改造。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完善商业银行风险定价的能力，真正实现借贷利率的市场化。完善商业银行的规范化准入和退出，以存款保险制度为基础建立商业银行风险处置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
第三，围绕信义义务发展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通过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实现金融资产公平、合理定价。改革资本市场税制，鼓励更多资本通过长期投资承担风险、获取收益，为创新发展提供优质资本金，破除短期投机和监管套利动机。丰富金融产品市场，完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功能。
第四，建立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金融政策。支持创新的金融决策权也应该留给市场，同时统一决策的权、责，减少“政绩工程”，包括各种名不副实的基金小镇、产业引导基金。利用“改革试点”和尝试“监管沙盒”，平衡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第五、金融监管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做到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并重、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共举，同时增强监管政策的协调性。既要增加金融监管的资源，包括编制与经费，也要更合理地配置监管资源，适应规模不断扩大、复杂性不断增加的金融体系。
第六，货币政策要从数量型向价格型框架转变。确立央行政策利率以锚定与引导预期。稳定央行流动性操作机制，稳定市场预期。通过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提高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和操作机制，建立健全货币政策决策信息公开制度。
第七、完善现代金融的法律体系。统一金融立法，改变过去分业立法、机构立法的模式。在法律层面规范市场退出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及时更新一些内容明显滞后的现行法律，同时增强金融立法的前瞻性。 继续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约束失信行为和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货币政策框架转型
孙国峰认为，金融体系要适应实体经济，那么货币政策也要适应金融体系。不过，在目前这样以银行为主、大银行主导、政府隐性担保存在的金融体系和环境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针对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问题，《报告》建议，有必要提高政策利率调控有效性，理顺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完善市场化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
首先，要确立我国的央行政策利率以锚定与引导预期。
其次，要稳定央行流动性操作机制。
再次，要促进央行资产负债表从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转型。
同时，应进一步疏通利率传导渠道。
最后，要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支持体系，建立健全货币政策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增加央行信息透明度。
资本市场改革
在资本市场改革方面，CF40理事、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洪磊指出，当前资本市场改革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直接融资占比较低，创新资本形成不足。
他认为，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中介体系比较适合技术改良为主的渐进式创新，类似于德国、日本；而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可能更适应以技术革命为代表的颠覆式创新，比如美国。
洪磊还表示，现在市场功能不健全，结果就是市场和监管博弈，而不是市场和不同投资者之间的博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监管对市场干预较多，而且有些政策不确定性比较大。比如新股发行定价仍然处于较强的管制状态。
洪磊认为，现代资本市场的理想模式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股权交易市场，丰富资本形成机制，还要在不同层次市场满足不同行业规模、经营状况、盈利水平和发展阶段的企业的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他建议，中短期层面，需要深化公开发行的注册制改革，进行新三板和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做市商制度的改革，深化大资管改革，通过改革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来增加机构投资者。中长期层面，推动以董事会为中心的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升立法站位，全面构建资本市场基础性法律规则。
此外，洪磊还建议可以推出开征遗产税的政策，这有利于形成更多长期投资。
新一轮监管体系改革已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监管方面，洪磊建议，推动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协同，应按照加强功能监管和“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机构改革精神，推动“一行一会多协会”监管制度框架，落实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
所谓“一行一会、多协会”的监管体系，即“中央银行执行宏观审慎职能，重点防范系统性风险。一会是将三会整合成为金融监管委员会，对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不同金融机构实施机构监管，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全程纵向监管。多协会即多个具有法律授权的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根据行业分工实施分业自律管理，履行监管职能，统一业务标准，减少监管套利空间，维护市场效率和公平竞争。”
此外，洪磊认为 ，还要处理好行政和自律关系，发挥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作用。
黄益平则表示，新一轮的监管体系改革，从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包括银保监会合并，就已经开始了。“一行一会”监管制度框架是个很重要的方向。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双峰监管的框架，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领导下，审慎监管归一块，行为监管归一块，各司其职。”黄益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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