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为主要发起人的独立的学术群体，在北京召开“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学术研讨会。
刘鹤现身中国经济50人论坛，至少表明中共高层愿意倾听学界的声音（图源：Reuters）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林毅夫等；退居二线的中共财经高官楼继伟、杨伟民等；以及中共现任高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等现身会场。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于1998年6月成立，定位为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
本次研讨会聚焦改革开放，与会人员的发言被认为“相当精彩犀利”，不少与会专家还针对近期引发争议的私营经济离场”论、国企民企“混改”、国进民退等话题发表了用词犀利的批评，呼吁“不要把民企改没了”。
50人论坛重现黄宗羲定律
针对当前热议私有制存废的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混改时国企要手下留情，千万别把民企都改没了。”也有专家直言：中国的宏观税赋已到可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前局长、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则表示，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
吴晓灵认为，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
所谓黄宗羲定律，指一种根据历史得来的经济学、政治学现象：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为减轻、规范农民的赋税而推出的合并赋税类新政策，仅在初期起一定作用，随后便无法抑止层出不绝的新税；而后代王朝，往往在前代的基础上合并赋税，导致不同名目的赋税被反复叠加征收，最终变本加厉地加重农民负担。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田制》将此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当前中国的税制改革，初衷是减轻中小企业税负（图源：新华社）
说白了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所施行的一条鞭法：将农民上缴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折成银两，并明令不得增加其他名目的赋税。但到了明朝后期，朝廷仍然征收其他赋税，如为了应付满族卫所首领的零星动乱、以及后来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的大规模叛乱而开征的辽饷等，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客观上激化了农民起义。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曾在中国两会期间使用过该名词，而使其声名大噪。当时，针对农村和农民税负过重问题，温家宝表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当下，包括学界，中国社会也有了会否重蹈“黄宗羲定律”的担忧，不过此次针对的是中国民营经济前途。当前中国的税制改革，初衷是减轻中小企业税负，但由于现行中国税、费改革政策并不完善且缺少整体的配套改革措施，反而对中小企业造成负扶持。
中国民间经济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警告，中国的宏观税赋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中国的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了。
此前被热炒的“中国私营经济退场论”便是其中较为极端的说法。虽然以“黄宗羲定律”来否定税制改革政策有些极端，但中小微企业遭遇的困境却是现实。
“国进民退”非虚妄之谈
据悉，作为与会的最高阶官员，虽然刘鹤在听完前两人——吴敬琏和楼继伟的发言，便因有其他要务提前退场，但作为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刘鹤的到来，至少表明中共高层愿意倾听学界有关中国经济的批评声音，相信刘鹤以及中共高层对于论坛上的犀利批评声音也已有所了解。
在研讨会上，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狠批政府喜欢搞大量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造成高杠杆的原因，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怒怼“国进民退”，认为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所讲的“私营经济离场”不是虚妄之谈，现在民企生存艰难，到了不并入国企活不下去的地步。
9月11日，中国金融研究者吴小平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此文一出，舆论场哗然。
虽然，吴小平的文章被认为“逻辑混乱，行文简陋，也谈不上什么严谨论证，其判断的水准有待商榷”。但值得深思的是，正是这么一段“粗鄙的言论”，竟然掀动群情激愤，可见围绕民营经济的焦虑感是全社会都有切身体会。
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家产生了“国进民退”的担忧，表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可能确实有这样的趋向。有观点认为，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国有资本入股民企”，是中国2015年推行的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中国此轮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做大国有企业”，并且可能要建设新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企，在国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市场蛋糕总额是有限的，政策向国企倾斜，草根民企的生存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这就是民营经济焦虑感产生的现实原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评价国企混改时也直言，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把民企吃掉，特别是在民企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国企就是趁虚而入。
以职位和分管领域来看，刘鹤是继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之后，经济事务担子最重的副总理。因此，如何摆脱国进民退的舆论困局和现实焦虑，打消民营经济的忧虑，给民营经济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应该也必然会被摆上刘鹤的案头。
如何破解，是庙堂之上的他，以及中共其他高层们应该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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