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民主转型相对平和，和战后优异的经济发展成绩一样，也曾被称为台湾奇迹。
三十年来，政党政治、国会制衡、选举制度等民主的架构已经建立，按照西方各种对民主质量的排序，无论是《自由之家》还是《经济学人》，台湾都位居前列，
而从实际运作来看，台湾民主政治的质量仍有待提升，诸如政党恶斗导致行政效率低落、政商结构、互利共生、选举变为政商勾结与利益交换，再如短视近利，在一切为赢得前提下，政府决策常以四年为限。当然，在民主巩固的过程中，再度陷入民主的困境，类似现象并非台湾独有。然而，台湾民主政治所面临的难题更有其历史所形成的结构性因素。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两蒋父子占据。虽然稳定的经济成长一定程度弥补了威权体制的统治正当性，但是，随着外省领导阶层的老化以及1970年代后国际处境的日趋孤立，国民党的统治能力自然衰退。
1984年，旅美作家江南遭暗杀重创国民党政府的形象，威权统治的方式，招致海外人士的强烈批判。为重建形象，蒋经国在隔年3月的国民党十二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宣示通过"革新"有关的重要议题。指示国民党员以"为公无私"的"春秋大义"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均富而努力。1986年，党外人士在面对被逮捕的恐惧中秘密协商，成立民主进步党。对动员时期施行党禁的国民党来说，此时必须做出选择。而蒋经国的开放态度，却超乎外界的想象，接连祭出承诺解除戒严、扩大参政权、同意荣民回大陆探等政策。
蒋经国当年并未预料到台湾民主化背后潜藏的国族认同问题（图源：VCG）
台湾的民主化是偶然还是必然，若还原当时的时空背景，除了客观上戡乱时期的法统难以为继，强人领导的主观选择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而台湾民主化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政治转型和认同重构在1990年代后几乎同时发生。
其实，早前国民政府到台后，在居于少数的外省人与多数的本省人之间，本就隐含在省籍矛盾之后的国家认同分野。对此，国民党执政者很早就开始重视这些矛盾，并采取细腻的设计来冲淡省级对立的潜在威胁，在蒋经国"吹台青"政策的驱动下，林洋港、李登辉等一大批本省籍技术官僚纷纷入阁，在无形中消弱了反对阵营利用省籍或国家认同议题进行政治诉求的力道。
强人统治结束后，当年的"海外黑名单"团体纷纷返台，初期他们和过去来自地方的美丽岛世代、律师团与家属、新兴社运人士，形成民进党内部的分化竞争，并且在台湾民主运动的光谱中，成为代表台湾民族主义路线的主导，进而改变了民进党创党时期的组织与属性。其政治效应，就是"台独"言论与结社自由在"刑法100条"被废后获得空前保障，过去的政治冲突也从威权民主化转向台湾地位、国家认同的矛盾。而这个尖锐的矛盾阻断社会共识、消耗社会资源、引发蓝绿政党恶斗 。
而在李登辉打造的台湾主体意识下，由于特殊的历史所衍生的悲情经过政治精英的煽动渲染形成了影响今日台湾民主进程的巨大政治能量。服膺"台湾人出头天" 的情感诉求背后，其核心动力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国族认同问题。在两岸综合实力此消彼长的情势下，一般民众的在政治想象上的分歧又开始逐渐扩大。统独光谱上两端的政治势力，对立情绪已经凌驾对民主程勋的基本共识。
当人性中的种族主义、排他意识乃至历史仇恨等成分大肆横流，经常看到政治人物向政治对手施加毁灭性人身攻击，并将选举竞争的战线无限延伸，每选一次彼此的裂痕就扩大一次，社会整合与变得更加困难，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变成超脱民主体制下的殊死对决，部分政治人物利用福佬沙文主义的话语霸权使对手陷入不正当的境地，导致政党领导人物不愿共同维护与遵守政党竞争伦理与民主竞争的基本规范。 到1980年代以后，国家认同、民族主义的争议取代了早期民主宪政的讨论，身份认同与政治群属上的分歧变成台湾内部最具破坏性与撕裂性的矛盾。
历史的经验证明，当威权体制的国民党主动推进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暂时消弥统治正当性的危机，让政治地位重新获得巩固。
试想，如果没有遭遇国家认同的强烈冲击，国民党在1990年代建立的支配性一党体制，应该有更高的存续能力，以此论之，或不应否定党国体制为起点的双重转型带来的成功借镜。
然而，当国家认同的危机颠覆了民主转型的主次顺序，当民主走向了服膺“民族主义”的轨道，通过民粹主义策略制造的“统独议题”，也将不可避免地侵蚀民主巩固的前提，一个共同认知的政治秩序的疆界。而这无疑是政党轮替后，造成台湾民众对民主体制失望及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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