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这是一个极好的反思40年来道路正误、成败、得失和优劣的契机。
官方已经表示了要“隆重纪念”，可以预料习近平将率中央常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也可以预料纪念的主调将是“缅怀”“继承”和为调整和转变路线而自我辩护，强调这一届领导人如何是最好的接班人和开创者；民间关于改革开放的评价则百家蜂起。过去官方一誓言“要深化改革”就让大家精神一振、情绪一热，那种情景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一来是“狼来了”喊了太多次而狼没有来，口号的边际效应已经降为零、甚至降为负数；二来真的“深化改革”了，还不知道改革举措是对谁有利，又会变形、扭曲到什么地步。
鉴于触目可见的社会现实乱象，“改革开放”甚至在不少人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负面词汇。左右各派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评价说：“改革已死”；“改革蜕变”；“冒牌改革”；“以1989年划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真假改革”……
记得我采访阮铭老人，他坚称，邓小平算不上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们根本说不出他主导设计了什么项目？从设立特区到农村、城市的各种改革，首倡者和拍板者都不是他；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的作用也被手下的马仔吹捧拔高（阮铭本人就是被匆匆招去起草该讲话的撰稿者之一），会议真正的主持者华国锋则后来被妖魔化——虽然他确有错误，但他诚恳承认和反省了。阮铭认为，改革开放最初的领导者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人提出的方针大计是正确的，而华、胡和赵紫阳这三任总书记先后被打下去之后，邓小平（还有陈云）主导的就徒有“改革”之名，完全变味、变质了。
还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有“国侃”“京城名嘴”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在一个讲座上提出问题：“我们今天讨论：改革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自问自答：“当然是失败了！”听众包括看视频的我都不禁吃了一惊：中国的讲座上竟开放到这个程度了？！周教授接着说：“这不是我的论断，这是邓小平的论断——《邓小平文选》第多少卷多少页，邓小平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现在是不是‘两极分化’？没谁否认吧？那就是改革失败了！”周教授的话，不是原话，我是凭记忆写的。但邓小平的话是原话，我查过。周教授袭用文革中“语录仗”的打法，让人会心一笑。
在对中国社会严重问题痛心疾首、口诛笔伐、进而许多人追根寻源、归咎于改革开放之际，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来看一看，1978年中共改弦更张，决定改革开放，是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换句话说，文革之后，为什么中国会选择改革开放路线？
我想说，40年前，改革开放是全社会的迫切要求，是广大民众的惨痛呼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决策，是被逼的：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路线已经穷途末路，中共高层的明智之士、良知犹存之士是感受到了民众的苦难和吁求，这个初衷我们绝不能忘记、绝不能忽略。不管改革开放后来如何被权贵集团偷天换日、将改革成果据为己有，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改革开放是毛泽东的倒行逆施逼出来的。
我读到已故新华社老人杨克现20年前（1998年，那一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为一本书——《农村改革纪略》所写的序，他记录了这本书是如何写出来的，正好回答了、印证了上面我所说的话。
杨克现，出生年月、籍贯都不详，网上查到关于他的零星资料，还是他女儿回忆他艰苦采访中苏混合登山队攀登慕士塔格峰的故事中所透露的一点点：他原本是西北大学文史系学生，1949年受革命热潮鼓舞报考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1950年5月训练班毕业后到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2016年3月去世。看来是一直在新华社系统工作到退休，八十年代初期担任新华总社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后来升任过什么更高职务就不知道了。
现在许多人在痛骂、鞭挞中国官方媒体和媒体人为虎作伥。确实，中国官方媒体中有许多灵魂被阉割的丑类，但是我们不能一棍子横扫一船人。其中有些人——有不少人——像杨克现，像他提到的四位记者，像他文中所说的“农民的痛苦更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农村记者因为替农民讲了真话，无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开除党籍、撤职”的这些人，顶着压力、冒着风险也要为民请命——尽管其中有些人声称这真正是“维护了党的利益和信誉”，但是我认为这无可深责，他们是真的这么想，还是一种生存的策略，也不必深究——毕竟他们处在严酷的政治时空之中，我们身在海外安全环境，对这些尽心尽力发掘真相的媒体人，更应该感谢：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有句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杨克现这位良心记者已经过世了，他提到的四位记者，当时最年轻的是33岁，现在也应该是古稀之龄了。这样的记者，是不是死一个少一个，越来越“凋零”了？下一步，我可能要再留意一下比较年轻的记者——我希望看到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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