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局整合职责招采合一，首先试点带量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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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是今年三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要求组建的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于2018年5月31日正式成立，也是32个需要新建或重新组建的部门中最后一个挂牌的部门。此次改革给医保局赋予了极大的职能权限，组建完成后医保局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实现“三保合一”、三医联动、具有统筹决断权力的集权部门，并成为对药品采购、医疗服务评价和医保支付体系拥有最大话语权的决策方。这也是医保局在众多重组部门中最后落定的原因之一。
新组建的医保局将原来分散于四部委的职能进行了收归重编：包括人社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国家卫计委的新农合职责，国家发改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以及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之前人社部和卫计委对于三大医保的拉锯问题也得到彻底解决。此次重组破除了原来各部委职能限制，彻底打破此前医药、医保、医疗分割而治的局面，通过对医保范围内医药采购、医疗服务监管等职能整合重塑，使得后续医改有更明确的方向和更强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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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国家医保局集医药定价权、医保支付权和医保基金监督权于一身：从拟订医疗生育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规划、标准及实施，到对医疗保障基金和医保范围内医疗机构的服务和费用的监督管理；从药品和医疗服务的价格及收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到药品和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解决了原来定价方和支付方、使用方和监管方均分裂的核心矛盾，使医保资金的流向和监管体系更为合理高效。
《国家医疗保障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文件中还特别提到了职能转变和与国家卫健委的 分工合作要求。职能整合后国家卫健委和国家医保局分别承担了医疗卫生服务管理和医疗保障两条主线：卫健委专注于国民卫生健康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家药物和医疗服务的监督管理，维护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权益，而退出了对于医院的指导角色；医保局则主要负责定价、采购、支付等政策标准，提高医保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原来交叉的权限分支得以理顺，多头管理带来的医保运行不畅得以解决，医保局从原来的协调者变为决策者也使得后续制度出台执行更为便利。
新的领导班子集合了过去权责分散的各部门的主要执行人员，除局长胡静林来自于财政部，剩余三位副局长均来自相关职能汇聚于医保局的部委下属司长。由于医保局初组不久，相关人员体系尚未完全新配到位，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现有人员的重组调用仍将是改革的主力军，借旧立新、破陈推新、在已有实践取得的成果上进行改革方向的甄选和定调将是医保局的主要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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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国家医保局之前，福建、海南、安徽等多地都已尝试将医保管理职能从人社部门分离出来，统筹到独立管理的省级医保办，其职能定位与国家医保局类似，目的都是为理顺医保管理体制、统一基本医保行政管理职能。此次国家医保局的设立，实际上也从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福建、安徽等地的医保管理体系经验。
福建是最早将医保办职能从原有多个部门独立出来并重新整合的省份，将省属人社局、卫计委、物价局、民政局、商务部门等所涉及的医保职能最大化归拢，整合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医疗服务价格谈判调整、药品耗材联合采购配送与结算管理、医疗服务行为监督管理、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建设等职责，发挥组合优势，提高组织效率。最早是由三明市开创，将全市分属不同部门的24个医保经办机构进行整合，组建直属市政府的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然后推广到福建省。广东、海南和安徽也相继以省为 单位成立医保办或医保基金管理中心，整合并承担医疗保险管理、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基金支付和管理、药品采购和费用结算、医保支付标准谈判、定点机构的协议管理和结算的综合职能，使医保能充分发挥对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和医院医生的监督制约以及引导优化的作用。
不过国家医保局与福建三明模式还是有本质区别：福建医保局挂靠在财政厅，主要决策权仍然在医保中心，实质还是由政府主导；而医保局作为国务院直属管理机构相对独立，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同时，自身又在各利益方之间保持了相对平衡，更贴近市场经济下的自由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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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药品、耗材和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和买单方割裂，医改控费很难形成合力；医保局成立后集定价权、采购权、支付权、监管权于一身，对上游具有空前议价能力，对于医保支出迫在眉睫的降价压力有了更大的应对空间。
医保局的成立，促使“三医”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1）价格及支付体系的强大话语权使医疗定价改革有望“一语定乾坤”，公立医院收入结构及医生薪酬结构发生质变。
2）集中采购的推行使药品市场格局颠覆，原研替代和以量换价使国产药企大换血。总体带来长期降价压力，仿制药企“众乐乐”现象将一去不复返。
3）医保支付方式变革，医保基金收缩控费的同时为商业保险留出更大空间，商保对高价药品和服务的覆盖成为医药企业新的成长推动力。
集中采购11城市试点先行，仿制药降价向低利润率回归
医保局成立以来的第一要务就是推动药品降价相关的具体方案制定和执行，其中组织国家集中带量采购试点和推进抗癌药谈判议价成为药品降价的两大抓手。在医保局对上海等地集采模式进行考察并召开试点地区药品招采部门及药企的多轮座谈会后，流出《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釆购试点的方案》，虽有部分细节仍未确定，但带量采购试点方案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明朗。
本轮国家药品试点集中采购以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院药品用量的6-7成估算形成采购量和采购价格，以量换价、量价挂钩，同时通过招采合一和后续监测考核体系保证购销合同的实际完成。集中采购的推行有利于大幅降低现在医院常用药、大量用药的采购成本，改变原有“带金销售”的销售模式，减少企业交易成本，建立规范的采购和用药监管机制，
试点覆盖市场规模及品种份额测算：
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沈阳、大连、广州、深圳、厦门、成都、西安共11个试点城市中的公立医疗机构。
以2017年各地区西药类药品销售额测算，四直辖市占全国市场的比重之和约为20.61%；加上其余7个城市，占全国总市场份额约为25.18%（非直辖城市以所在省市场份额及该市常住人口占比估算），即此次集采试点的覆盖范围超过全国四分之一的公立医院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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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上年度药品总用量的60%~70%估算集采总量，若不考虑集采后可能带来的药品总用量下降，则
本轮集采药品用量可占到全国公立医院市场的15.1%~17.6%；以公立医院销售占比68%估计，占终端药品市场的比重约为10.27~11.97%。
目前国内大量品种外企仍然占主导地位，在一、二线城市的市场份额平均约为34%。一致性评价的品种由于以替代原研为主要增长动力，因此这一比例更高：
在前五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28种药品（57个品规）中，原研市场份额高于80%的占25%，高于60%份额的合计超过46.4%，高于40%份额的合计超过67.8%，仅有1/4的品种原研的市场不到30%而是以国产为主。
因此对于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企而言，11城市的近七成市场份额是具有相当诱惑力的巨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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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集中釆购在公告发布前一日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遴选试点品种。截至9月11日，共有46个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公布的带量采购方案中涉及33个品种，不排除在方案落地前根据新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进行微调的可能。这33个品种中仍以常用药大品种居多：按照2017年样本医院销售数据，销售额超10亿的品种有5个（占15%），包括硫酸氢氯吡格雷、恩替卡韦、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和氟比洛芬酯，其中前三个品种为样本医院市场销售前十的大品种；超5亿的品种总计13个（占39%），1亿元以上的品种共计20个（占61%），亿元以下的品种只占不到四成。
根据去年样本医院销售数据显示，这33个品种在样本医院中全年销售总额达170.64亿元，已经占到了样本医院全年所有药品销售额的7.82%，集采选择的品种主要还是倾向于医院用量大、生产企业多竞争充分的常见病普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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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品种同时公布了试点地区内医院根据上年用量预估的采购数量，我们以国产仿制药企在各省份的过往中标价均值估算，
则此次采购药品价值总额约为76亿元。
考虑到带量采购成交价会明显低于中标价，
若以平均降幅20-30%估算，此次33个品种的采购额约为55-60亿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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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执行层面：
此次集采根据入围的生产企业家数和竞争情况分类施策，设定招标采购、议价采购和谈判采购三种不同的集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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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
入围的生产企业在3家以上，主要针对已有3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也可能为2家通过+1家原研），降价压力最大，预计平均降幅在30-40%。谈判釆购入围生产企业只有1家的，由于和医保局一对一谈判，没有竞争对手，降价幅度预计最小，平均降幅可能在15%以内。议价采购生产企业竞争价格降幅预计介于招标采购和谈判采购之间，采购名单中6个有两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大概率会实行这种方式。
在此轮国家试点集中采购之前，上海市已经率先开展了三批带量采购，第三批于今年6月完成，包括了临床常用的19个品种21个品规。而辽宁省也在今年8月首先开展了对于已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的集中采购联合议价并发布了议价结果，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两市也在首批国家集采的11个试点城市之中。
这两种集采模式和国家试点带量集采的区别在于：上海市的品种并不局限于一致性评价，因此参与企业的家数远远多于三家，竞争更为激烈；而辽宁省采取议价采购方式，以所有地区现行采购价最低的三个省份均价为参考价（限价）议价，但并不带量而是直接挂网采购，因此在参考价基础上降幅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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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判断试点带量集采的价格平均降幅可能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其中三家充分竞争的招标采购方式的降价幅度可能更靠近于上海集采模式（竞争家数没有上海多，但采购量更大，两个因素一强一弱使得竞争激烈程度可能相仿），而两家参与的议价采购方式的降价幅度可能更靠近于辽宁集采模式（不排除学习辽宁以现行市场价制定参考价的可能）。
招标形式降价幅度可参考上海市集中带量采购的结果：在今年6月完成的上海市第三批药品带量采购中，共采购共19个品种21个品规，除利培酮外其余品种均为3家或以上企业竞标。以该企业上一轮在上海地区的招标价格计算，平均降价幅度达37%。有9个品规降价幅度在50%以上的，占品规数的43%；有3-4家企业参与竞标、竞争较为温和的5个品种降幅较小，平均降价8.6%。由于目前单个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家数最多为三家，若原研亦参与竞争则最多为四家同台竞价，我们估计33个品种中目前已通过一致性评价的4个品种价格平均降幅可能在30-40%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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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2018年药品带量采购方案中对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7个品种采用议价采购，共计7个品种10个品规，预期国家集采试点方案中的议价采购可能借鉴辽宁模式。辽宁联合议价采用现行市场招标价最低的三个省份均价作为参考限价，在此基础上进行议价。由于已经采用了市场底价且此次只针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和品种，因此在最低价基础上的降价幅度比较温和，平均降幅只有6.03%。在中标的10个品规中，华海药业的厄贝沙坦直接采用了参考价即最低三省采购价的均值，另外较高价品种盐酸帕罗西汀片在参考限价基础上降低24.96%，其他品种降幅均在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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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集中采购在多个省份均有开展试点，但上海是最早开始探索并实践“带量采购”的地区，明确实行量价挂钩、以量换价，之前各省份的集中采购试点方案中均未确定采购数量，因此上海在带量采购方面是全国的先驱者。
上海的带量采购自2014年末开始着手进行，于2015年发布第一批医保药品带量采购的通知，目的是配合推进和深化医改，鼓励药品生产企业提高质量、降低价格、杜绝购销领域腐败行为。第一批仅有阿莫西林、头孢呋辛酯、依那普利三个常用大品种。第二批增加了6个品种，第三批在今年6月刚刚落定，共19个品种。可以发现带量采购选定的品种均为临床用量大、生产企业数量众多、竞争充分的仿制药，因此降价空间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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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集采挑选的是临床常用且使用量大的品种，仿制药和原研药不分质量层次同台竞标。原研企业遭受大面积打击，包括辉瑞、GSK、Bayer、阿斯利康、默克、赛诺菲、雅培的药企的产品均未中标。外企中只有山德士的富马酸比索洛尔片和辛伐他汀片分别打败默克和默沙东，其他跨国药企均铩羽而归。价格平均降幅达到37%。
前两批品种与过往中标价格相比降价幅度分别为70%和64%，第一批每个品种平均有10家企业竞标，第三批平均每个品种参与质量评审的品种也有6家，因此为竞价提供了充分竞争的环境。总体来看参与竞标企业数量多的品种降价幅度也更高：有10家及以上企业竞标的4个品种平均价格降幅达62%，只有2-4家企业竞标的竞争相对温和的品种平均价格降幅则明显小得多，只有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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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带量采购以中标结果执行日起12个月内为一个采购周期，若在此采购周期内未完成上述招标数量的，则采购周期相应顺延（原则上不超过15个月）。若在此采购周期内超额采购完成上述招标的数量的，则超过部分的采购价格仍按中标价进行采购。
同时上海医药带量采购方案规定，如果标期内中标药品质量稳定、供应充分，完成合同采购量后，可以目前实际年采购量（即首次带量采购后的年采购量）为标准，与药品生产企业及其指定配送商续约1年。因此带量采购中标实际成为了一张长期准入证。比如首批集采品种阿莫西林，在2015年6月1日起开始执行，在次年9月经市药招委审议通过，与瑞阳制药有限公司及其指定配送商续约1年。首批品种依那普利和头孢呋辛酯也分别于2017年3月和2017年9月续签集中采购协议。第二批集采品种盐酸伐昔洛韦和赖那普利也分别于2017年10月和2018年5月继续签订了采购协议。对于在采购执行过程中发现临床需求量比较低的阿魏酸哌嗪胶囊，采用了折算成片剂的供应方式，并也在2018年1月完成首年供应量。
通过对前两批通过带量采购的品种的跟踪分析，我们发现执行带量采购的品种1）药品使用金额大大降低。2）集中度明显提升，中标企业占据市场主导份额。
以第一批集采的阿莫西林胶囊为例，在带量采购前的2014年样本医院全年销售额363万元，2015年执行带量采购当年在销售量增加了16.83%的情况下，金额大幅下降至185万元，只有上一年度的一半。2016年完成全部替代，中标企业基本占据了100%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带量采购可以给中标企业带来迅速提升的市场份额，当年度就可实现放量。虽然此次试点以上一年度的60-70%采购量进行采购，但企业有可能超额完成并以具有优势的价格占据更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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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莫西林中标企业瑞阳制药在第一轮集采前未在上海地区样本医院占有销售份额，2015年当年销售份额占到15.23%，第二年开始即占领了几乎全部市场。带量采购对于医院来说需要优先保证中标品种的优先使用，因此对于其他竞争对手构成很大压力，在价格具有绝对优势和支付及监管规则引导下，包括原研在内的其他企业都将面临巨大压力。原研如果不想失去六成以上份额就要极大程度地自降身价，否则只能争夺剩余的四成市场，除了医生和患者品牌忠诚度极高及价格不敏感的品种，原研受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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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广州白云山的头孢呋辛酯和石药集团欧意制药的依那普利在上海地区样本医院的数据则显示中标企业同样在执行次年2016年就达到了样本医院市场全覆盖，2017年销售金额有小幅下滑但基本稳定。由于山东鲁抗的头孢呋辛酯颗粒剂型在2017年打开市场，以及深圳奥萨的高价依那普利片的存在，因此中标企业2017年的销售额占比并未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带量采购中标后其他厂家仍然可以凭借品牌、剂型等优势占有一部分市场，并通过差异化定价等方式获得不错的销售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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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试点集采以带量集采中标的价格作为该产品通用名医保支付标准（统一支付标准）。原研药和仿制药价差大的产品，给予2-3年过渡期，逐步实现医保支付价趋同。
原研药和本轮带量采购的中标价价格相差过大的，需大幅度调整价格，如果价差超过3-4倍，原研药须降价。因此长期来看过期专利药和首仿在国内的药品销售都将慢慢从原有高毛利的情况下滑，逐渐向成熟市场的低毛利水平回归。
此次集中带量采购对医院和企业都给予了较为严格的监督措施。
医院方：在用药时需优先采购国家带量集采中标品种，确保1年内完成合同用量。对于不按规定釆购、使用药品的医疗机构，在医保总额指标、地方对公立医院改革的奖补资金、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医保定点资格、国家及地方重点专科评定和复核、医疗机构负责人目标责任考核中予以惩戒。
生产企业方：自主选定配送商业，按照协议报库存备货，不能保证质量和供应协议量的，会对生产企业进行严厉处罚，甚至会列入黑名单，因此对企业来说后续供应和质量保证为重要环节。对于发生意外等情况无法保证供应的，有可能会向美国模式学习，由生产企业购买同等数量同等质量的短缺产品，供应差价由企业承担，以保证对公立医院用药的正常供给。
支付端：各城市要求按不低于采购金额的30%提前预付医疗机构用于给生产企业付款。在不低于采购金额30%底线的基础上，每个城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及经济水平统筹来安排。上海支付额度可能高于规定标准。
预计10月中旬进行申报价格和议价（约1天，上午报价下午议价开标，事先选好企业代表，企业内部汇报请示机制通畅），10月底结果公示，公示后签订合同，年底前落地执行。按试点城市实际情况，各省在进度上可能有不同。
集中采购节省的医保资金，由医保部门制订细则通过适当渠道返给医院，结余资金主要用于提高医务人员薪酬，由卫健委指导医院制定医务人员薪酬规范。使得医疗人员薪资结构更为合理，在消除灰色收入的同时使医生收入水平得以保证。
集中采购后对仿制药竞争格局影响：
1、对于原研企业：集中采购承受压力最大，由普遍50%以上市场占有到争夺刨除集采份额后的3-4成市场，有大量丢失市场的可能。如果不愿放弃则要承担和仿制药企同等水平的价格竞争，利润率必将大幅降低。
另外原研药和本轮带量采购的中标价价格相差过大的，需大幅度调整价格，如果价差超过3-4倍，原研药必须降价。
2、对于仿药企业：长期来看仿药价格下行是大趋势，与国外市场相比我国仿制药和过期原研长期处在高毛利状态，其实是与正常市场规律相违背的。因此通过原研替代逐渐实现药价降低是大势所趋，只不过本轮集中采购人为推动替代过程一步到位，加速了这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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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方案中列出的33个带量采购品种中只有替诺福韦酯、瑞舒伐他汀和蒙脱石散是通过三家，8个品种通过两家，剩余22个均为1+1的格局，压力相对较小。预计后两种情况的品种降价幅度平均在10-30%之间，对于通过的中标企业量的增长完全可以抵消降价因素，对于明年的销售会形成积极增厚作用。
此外本轮带量采购范围仍然极其有限：只限于国内11个试点城市和已通过一致性评价的35个品种，后续新品种进入和集采执行及大概率需要依靠地市级医保局推进，因此我们判断对于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的准入大概率仍以一年为周期，错过此轮的一致性评价品种可能要到明年才能看到放量机会，因此药企对于一致性评价的积极性将形成分化：原来以量取胜希望分一杯羹、但布局品种竞争激烈、没有特别优势的药企热度将下降，会更为冷静地评估一致性评价的投入回报；原来对一致性评价带来的贡献不确定、但自身品种有望进入前三、且具有充分放量空间的企业将加快今年的一致性评价布局。
在已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35 个品种中， 有 20 个是原研市场份额超过 50%，占比超过一半。国产占据主导地位（市占率高于 50%）的只有 7 个品种，高于集采 60-70%比例的只有 3 个品种。因此总体来看，集采对于大多企业仍能贡献市场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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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仿制药企毛利率偏高，整体化学制剂板块毛利率56.4%，有些企业毛利可以达到80%左右，与之相伴的是高销售费用率。对比国外仿制药企，大部分毛利率在45%左右，净利率在10%以下。长期来看国内仿制药企利润率会逐渐回落，同时随着集中采购的执行销售费用减少，一致性评价完成后净利润率逐渐向10-20%区间回归。短期看由于医院采购由医保局监督完成，销售费用可以大幅缩减，可以对冲降价影响，净利润率预期略有降低但不会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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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深圳等地GPO模式试点明显差异化，国家集采大概率仍需因地制宜分散化管理
目前已经有上海、广东、安徽等多个地区分别开展了GPO采购模式。在主要组织机构、目录品种、质量分层、定价支付等方面各有差异。其中上海GPO覆盖5家三级医院、6个区所属公立医疗机构。深圳GPO覆盖深圳58家公立医院，覆盖了全市公立医院采购金额排名前80%的药品。以往采购渠道中，对应2451个品规、40个剂型，而在GPO采购目录中，则瘦身为1645个品规、21个剂型，分别瘦身32.9%和47.5%，力争做到全年药品采购额较上一年度降低30%，全市药占比降到30%以下。2017年5月第二批采购共计1159个品规，价格综合降幅达到22.57%。预计今年价格降低幅度随覆盖品种数增加会进一步向30%线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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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开展GPO的地区基本仍以地级市为单位，即便是像广东省医疗改革相对激进的省份，其GPO模式也是以深圳为入手点，继而在东莞复制，广州、佛山、中山等地紧随其后，虽然深圳、东莞共用药品目录及集团采购管理规定，但具体执行层面仍以地级单位为主，由于涉及采购主体、医院统筹、货款预付等问题，最终决定及执行权还是归属地市医保局层面，因此我们判断国家集中采购细则落定后，GPO大概率还是会分散化执行，国家医保局更多起到主导统筹、协调议价工作的开展。对于药企而言，药品定量多半还是来自于地市单位，市场教育及学术推广仍为药企打开市场所具备的重要实力。
新一轮抗癌药谈判目录确定，螺旋式降价将成常态
2018年谈判目录品种确定，价格平均降幅44%
8月17日,国家医保局挂网发布《关于发布2018年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药品范围的通告》，同时近日发布谈判目录内药品定价。这批谈判目录涉及16种进口药和2种国产药。平均降价幅度达44%，最高降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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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税驱动上批谈判抗癌药降价，周期性螺旋降价将成常态
近期国家社保管理中心也与之前批次已进入国家医保谈判目录的17个抗癌药的生产企业展开协商，讨论在增值税计税政策调整之后的药品价格调整事项。由于本轮降价主要原因是在增值税计税政策调整获益基础上，因此预期平均降价幅度应与降税幅度相似，预计大多在3-5%左右，对企业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今年4月23日发布关于降低药品进口关税的公告。财政部、海关总署等四部门也发布通告，从2018年5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抗癌药品，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对进口抗癌药品，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虽然首轮降税降价幅度不大，但长期来看，抗癌药螺旋降价、提高药品可及性将成为主流趋势。
在这17个抗癌药品中，有2个国产药在2014年底前就已经采用3%简易计税，有1个国产药未选择简易计税，本次调税对终端价格无影响，其余14个药品降幅在3%-7.8%之间，平均下降4.86%，目录内品种在前期价格谈判准入的过程中已经大幅降价，在此基础上价格又进一步降低。如阿比特龙（泽珂）和贝达药业的埃克替尼片都已在各省承诺调整，盐酸埃克替尼下调3.86%，各产品普遍降幅都在1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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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药省级专项集中采购开展，方案年底前敲定
2018年7月17日，医保局发布《关于开展抗癌药省级专项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18]4号）和《关于做好前期国家谈判抗癌药品医保支付标准和采购价格调整的通知》（医保办发〔2018〕4号）。要求8月底前，各省份出台抗癌药省级专项集中采购实施方案；9月底前，全面启动专项采购工作；2018年年底前，专项集中采购工作完成，挂网、采购、使用检测和终端售价全部到位。
本次专项采购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降低药品进口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2号）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发布的《关于抗癌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涉及的品种为主要依据，基本覆盖了降税范围内的抗癌药。各地可根据药品使用量、使用金额和临床需要等因素，适当扩大范围。
同时陕西、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广西、海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4个省（区），对国家公布的抗癌药品清单中的进口抗癌药品(不含国家谈判药品），共同开展专项议价采购，充分利用省际联盟的规模和技术优势，进一步促使进口抗癌药品价格合理回归，减轻患者负担。议价工作计划在10月底前完成并统一挂网执行。
《省际联盟进口抗癌药品专项采购议价方案》中明确提到，充分发挥省际采购联盟集中采购的规模和技术优势，对进口抗癌药品实行省际联合议价采购，促使进口抗癌药品价格合理回归，减轻患者负担。因此长远来看，肿瘤药和高价药品周期化目录准入并进行螺旋性降价将成为常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也将成为谈判和降价重要手段。对于抗癌药物研发企业，品种不可替代性和有效的市场推广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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