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真减税？
今年以来的税收高增长，引发了公众真假减税的质疑。
范子英向《财经》记者表示，减税会使得税收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但是并不表示税收增长会很低甚至负增长，“如果没有减税，税收增速会更高”。
目前，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六大减税政策均已得到落实。其中的重头戏，深化增值税改革包含三项措施：
今年5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原适用17％增值税税率的行业，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原适用11％增值税税率的行业，税率均下降1个点；对部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
国家税务总局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8月，前两项措施共减税1745亿元，其中，税率下调减税959亿元，留抵退税786亿元，减税效果明显。
深圳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毕立明介绍，增值税税率下调使深圳市34.59万纳税人受益。据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测算，17％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6％后，公司全年将减税4800万元。
浙江省税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共为2391户纳税人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超过57亿元。其中退还重点领域企业留抵税额近35亿元，包括为“中国制造 2025”十大重点领域企业退税超12亿元。
毋庸置疑，减税政策是实打实的。为何仍有一些企业感觉税负未减轻甚至增加了？
事实上，企业的税负水平与其所处的行业、企业的规模、税收管理水平以及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度都有直接关系，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很难做到所有企业均减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年“降成本”专题调研组（下称“调研组”），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12860家有效样本企业税负情况分企业规模、所属行业进行了分析。
调研组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不同近三年的税负变化不同。大型企业（1058 家，8.23％)和微型企业（2773家，21.56％）“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从2015年的5.75％、3.98％下降到2017年的4.73％、2.84％，而中型企业（3244 家，25.23％)和小型企业（5785家，44.98％)则分别由2015年的4.29％、4.27％上升为2017年的4.84％、7.17％。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合伙人朱桉向《财经》记者表示，微型企业由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多，获得的减免多，而大型企业由于税务管理比较完善，各项税收政策利用得比较好。相对而言，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可能由于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自身的税务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出现税负增加的情况。
调研组的分析数据显示，不同行业企业税负差异大，制造业、采矿业等七个行业2017年“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2015年下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等两行业则有所升高（详见表）。
多位专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相较改征增值税行业，原增值税行业纳税人获得的减税更多，因为购买的服务可以进项抵扣了。
调研组关于企业税费负担主观感受的问卷调查显示，46.6％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为合理”，但同时也有40.8％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重”，其中半数以上（51.8％）的样本企业认为税费负担重在“税收”。
不少人士分析认为，减税了企业仍感觉税负重的原因是，“营改增”后企业主动进行发票管理的意识加强，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规范管理起到督促作用，税收征收率大幅提高所致。
朱桉告诉《财经》记者，征收率整体确实有提升，但从他协助企业处理税务问题的实践经验看，“营改增”刚实施一年多，征收率提高的程度并不是非常大。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闫坤等人认为，一般只有在企业利润下降而税负未同幅度下降时，“税感”才强烈，中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主动调节功能和税制弹性均较弱，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企业的“税感”必然强烈。
这或许正是2007年GDP增长14.2％、税收收入增长31％时企业税负感不重，而近几年即便减了税“税感”仍强烈的根源。
大连一家电源设备制造企业董事长孙毅标向《财经》记者表示，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大，制造业企业综合成本高，增值税高税率、社保压力陡增。另外，“五险一金”和员工工资年年增长，房租、原材料价格增长，很多民营制造企业不堪重负，纷纷采取裁员减负。
减税空间还有没有？
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降低宏观税负”，此后两年来，“营改增”和深化增值税改革先后成为减税的主要抓手，减税始终与税制结构调整相结合，同时配以降低小微企业税负等多项有针对性的减税措施。
目前看来，政府、企业均认为需减税，分歧在于减税的力度和节奏。减税空间还有多大？有没有可能搞一次性大减税，而非如批评人士所说那样“挤牙膏”？
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在今年7月举办的“降成本”调研发布会上表示，减税仍有一定空间，但不是很大，应结合税制改革一次性完成减税工作，避免企业形成减税年年有的预期，促使其目光向内，聚焦于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产品附加值提高盈利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也认为进一步大规模减税的空间并不大，因为减收、增支、债务不增是财政上的不可能三角，如果财政支出压不下来，一味减税，政府的债务规模就会加大。
也有专家并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中国还有非常大的减税空间。
业界公认，支持减税有三个途径：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债务，减支和借债相结合。
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达17.26万亿元，支出超20万亿元。财政支出结构方面，尽管医疗、社保、科技、教育等民生支出比重已超过50％，但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基础建设和财政供养人员的特点仍较为突出。
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但其中的无效投资也造成不小的浪费，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急剧膨胀，财政风险不断累积。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8月26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基建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积极，并不是还要像过去那样搞基建，而是应将重点转向医疗、养老、教育、社保、基础研究等短板领域。
恒大研究院的研报认为，保守估计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达到6400万人以上，每百万美元GDP对应的财政供养人员在世界处于偏高水平。
有专家认为，减少财政供养机构和人员的改革，亟待推进，以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不能因为政府行政体系机构太多、养人过多、增支较多而削弱减税力度。
事实表明，不少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和效益低下，一些地方、部门和预算单位重分配轻管理，花钱不问效，资金闲置浪费问题严重。
因此，应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项目只增不减的固化格局入手，缩减无效、低效的财政支出，支撑和拓展减税空间。
给企业减税应该主要减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一些专家建议，当然是前者，一是因为大多数企业不缴纳或只缴纳很少的企业所得税，二是增值税是企业的痛点所在。
此外，增值税减税也符合优化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结构性改革目标。下一步，应继续将减税与深化增值税改革相结合，着力健全抵扣链条，按照三档并两档的方向继续调整税率水平，构建更加公平、简洁的税收制度。
朱桉猜测未来增值税税率的调整方向可能是16％这档税率维持不动，将10％一档税率降为6％。范子英则认为可能是将16％降到13％、10％降到6％。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过剑飞曾撰文认为，增值税税率的下调步骤宜根据经济形势小步慢调，避免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他建议在梳理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基础上，选择最终环节或全链条实行免税政策。
范子英认为，快速降低增值税税率，实现三档并两档，尽管能使流通环节税负下降，财政风险也会凸显。“在财政支出规模没有下降，同时支出效率没有明显提升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会导致明显减收。如果减税的同时伴随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那么就会成倍地减收。一旦财税收入增速长期低于5％，地方财政风险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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