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已有21年,如果说1997年的回归是主权上的回归,如今的香港正在经历其第二次回归,即人心上的回归。随着高铁香港站的启用,港珠澳大桥的竣工,港澳台通行证的推出,中国政府在推进港人进一步融入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工作上又进了一步。
在二次回归的过程中,香港青年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由于长期接受来自内地的经济输血,香港经济错过了转型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香港青年需要找到自己的战略地位以及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贡献点,可以尝试进入内地的国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市场。本访谈共分为上下两部分,以下为第二部分。

2018年6月29日,韩正会见香港各界青年代表访问团(图源:新华社)
9月初,内地针对港澳台居民推出了居住证,该居住证与内地身份证在设计上高度一致,并采用了与内地身份证编码方式一致的"18位码",从应用上,提供了港澳台民众在内地生活的诸多便利,为两岸三地更好融合起到了推动。但另一方面,会不会有人认为,推行居住证制度是在对香港"内地化"?你会申办居住证吗?你身边的朋友们呢?
林朝晖:
我自己研究中心是在香港比较早提出,港澳居民必须得有一个18位的身份证,因为很多愿意到内地发展的,其实都面对很多制度和生活上的麻烦。当时的想法是,愿意申请的就给他,不愿意申请的就不要去申请。像在英国生活一样,可以暂时领一个居住许可证,那个做法也是差不多,等于菲律宾工人在香港期间也会领到一张香港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不是永久的,没有投票权。我觉得这不涉及内地化,只是说愿意去内地的人,领一张可以方便生活,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是比较反感这个东西,觉得会不会照长远来说所有人发一张,把香港的身份证取消了,他们这是过虑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里肯定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他们很多这类的,都是不太愿意想到内地发展的。
香港与内地在融合过程中,由于政治制度以及一些历史原因,民众对于内地依然是存有戒心的,包括六四事件,对于香港民众来说一直是一个心结,还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也让许多香港民众对内地在民主、人权上的状况抱有批评态度。两地如何能在这些政治事件上走出现在的纷争,以便在政治上找到更多认同,实现更进一步的融合?
林朝晖:
其实内地的社会环境相对普世价值,更与香港的差异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上一代港人能够接受这个差异,能够体谅内地发展要一个时间,很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民族有个抱负,比如说内地有一些天灾的时候会帮忙,甚至内地刚刚改革开放发展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回内地帮助。甚至商界,在全世界不相信中国要走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愿意回内地建设。但其实当时有个民族抱负,国家发展时期有个责任,当时由于国家一些制度的不太顺畅、人权问题,甚至价值观的问题都有比较大的包容心。
而香港这一辈年轻人里面没有看到自己对这个国家还有民族发展里面自己的位置,所以很多年轻人会提出一句话叫"中央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其实这句话里面是包含很复杂的感情,这片土地这个家,人家想要,但不需要我自己,他也没看到自己能发挥的空间。
香港的年轻人相比内地,没有什么比较优势,内地市场竞争也很激烈,内地的人才也开始冒起来了,海归也很多了,香港根本没有什么,以前所谓的制度、资金等等优势,唯一能守住的是香港本地的法律制度、商业制度、会计,还有一些所谓的香港标准,这些成为年轻人唯一觉得能守的东西,或者唯一能说明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你自尊心其实也在倒退,其实香港年轻人也知道在倒退。
有些对港部门也说了,能够找到所谓新的狮子山下的论述跟一个说法,年轻人的抱负在哪里,年轻人对于国家的责任在哪里。要把这些东西说好,要不然一国两制当中香港年轻人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果说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是香港的第一次回归的话,那么如今的香港正在经历第二次的回归,也就是人心的回归,这个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在政策层面、硬件层面上,内地对香港释放了许多善意,希望两地能够进一步融合,但其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香港要如何真正做到二次回归?香港的年轻人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做些什么?
林朝晖:2003年、2008年等几次的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其实都做了一个手段,就是给香港的经济输血,就是输血给香港的旅游业、物流、航运,还有商业服务、金融。其实这个输血让香港的经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应该经历的阵痛,你必须经过阵痛才会经过转型,某些新型产业才会发展,商界才愿意投入一些更看长远一点的。最后结果你给他们都输血了,他们都发现都能赚到钱,做房地产、金融还是能够赚钱,他们自然不愿意投放给一些长远一点的项目,比如说科研、互联网。
所以我觉得香港2003年、2008年的时候明明在经历一个经济阵痛,有机会经济转型,但没有真正做到。一直以来的惠港政策其实都是通过给香港输血来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违反了资本主义应有的过程,所以房价居高不下,新兴产业没有出现,甚至香港也没有足够的社会共识,必须要经过一个很漫长,很痛苦的过程,整个社会才能寻求到一个出路。政治家甚至政党要去思考香港未来何去何从。
问题是,2003年对应危机以后,15年里时间没有人讨论过任何的这些问题,连土地大辩论也不是在香港土地房价最差的时候去谈,所以没有人愿意掉下来的,因为每个人现在都是既得利益者,只要有房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很多讨论很难展开。
我的想法是中央必须要有个战略定力,你得忍得了香港可能有5年,或者在经济危机情况下不要给香港又重新输血,比如说最近说的落马洲河套区又给一个房地产项目,这个地方本来是用来科研的,结果到头来又是房地产项目。
现在又是新三板直通车,让新三板直接往香港上市,又给金融业续命,最后所有人都涌过去的话,中央还能分多少利益给香港?香港应有的经济转型都没有做到,那所有的人才还是往主要产业去涌过去,房价只会居高不下,我自己感觉也没有办法给香港年轻人心里面感觉是我对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他们会觉得连香港政治家、年轻的政治人物遇到任何事情只会摊开手,要求中央帮忙,那你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你应该也想想自己为国家能够付出什么?我觉得长远来说对于两地民众不公平。
我觉得现在国家已经做到的应有责任,就是已经向港人开放了内地的一些便利措施了,国民待遇也是同等了,然后应该给开放的都开放了,我觉得已经相对同等了,没理由一直用资源偏袒香港,我自己个人是这么看。
现在内地的人才和香港人才之间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个是教育制度,香港教育制度明显是向外多一点的,对于中国国情,还有中国制度论述和说法比较少。然后另外一个相对优势是香港的护照,港青出外跟工作其实相对方便,随便一个香港年轻人总会去过随便一个东南亚国家,我是觉得其实国家现在经济发展里面也需要找一个突破口,内地的年轻人很不愿意出去走,都喜欢留在内地的企业总部。香港年轻人既然暂时没有更好的机会,愿意走的自己也能走了,不愿意走的,那每年在香港的招聘会呢,把一些有潜在能力的可以引到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各个国家,或者帮助大湾区9个城市里面的企业向东南亚一个多亿的人口的市场去发展。
这个可能是一个可行的出路,因为一个香港年轻人你让他去现在到内地发展,已经为时已晚,十年前这可能是很好的时机,现在内地人才竞争力都非常强,我没想到香港年轻人为什么能到内地找到很好的职业或者创业。相反,东南亚很多的就业职位,港青跟当地的人才比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可以出去帮国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国家。
比如说在香港读地理的,可以帮中石油到外面看项目,拿项目。你读物理,在香港只能做物理老师,可以去外面的研究所,透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可以参与其中,这会更实际……你感觉自己在国家整个大潮里面,以前是帮助如何寻找外资进入中国,今天你就是把中国资金引出去海外国家。
还有可以开香港公司,因为有欧盟和美国的香港关系法,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对中国的贸易壁垒,香港公司是不在限制以内的,内地很多事情都是透过香港公司来执行的,所以香港这个平台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个人还是觉得,如果这次中国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如果让香港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其中,其实是能找到自己的战略地位的,在整个国家发展大潮当中能找到自己的一个贡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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