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周恩来的美国《纽约时报》的远东记者约翰·吴德施，在评价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时说：
“周、毛的合作关系，无论就经历年代，亲密程度、历史重要性来说，在中共党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他们的伙伴关系长达40年之久，这种关系是坦率的，也是有创造性的。”（[美]约翰·吴德施著：《周恩来其人其事》。）
（周恩来）
在几十年风雨同舟中，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彼此的信任是超过任何人的。即使1956年发生反冒进这样的分歧后，毛泽东都是多次与周恩来单独谈话，他们之间是真诚的、坦率的和信赖的。在晚年岁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驾驭着中国这艘超级轮船，仍然是最好的搭档。
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如此。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周恩来向全会传达，于是，刘少奇下台，林彪跃居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是，周恩来仍主持国务院，且还是党内三号人物。
（周恩来与毛泽东）
此后，党内高层其他人的地位大多发生较大变动，但周恩来始终是国务院总理，党内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并且，他是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唯一领导人。
在“文革“期间，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与中央文革小组，事实上为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两套班子，一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
“而这个碰头会就由周恩来主持。”
这是毛泽东的安排。
他的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以周恩来为主，周恩来是碰头会作最后结论的人——也就是说，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的最后的决断者。
由此，也可见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高度信任。
（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在一起）
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岁月中，周恩来承担了最大的工作量，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秘书纪东回忆说：
“他的‘累’，是因为中央日常具体工作毛主席平时很少管，林彪根本不过问，而大量的事情由总理一人承担。包括每周都要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也由他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写出报告。”（纪东著：《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
这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为什么成为最忙最累的人的原因。
值得一说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长期为党内二把手，周恩来也是三把手。周恩来是新中国党内担任三把手时间最长的人，在九一三事件后，他才成为党内二把手，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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