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江湖”并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词，特别是当它需要被转译为其他语言，便鲜有人能理解其中的微妙含义。
电影《江湖儿女》以斌哥和巧巧跨越17年的爱情故事为脉络，串联起大同、奉节、新疆三个地域的变革，讲述了在17年的世事变迁之中，关于人情的变迁，图为电影海报（图源：VCG）
影片中的斌斌与巧巧饰演者分别是中国演员廖凡和中国演员赵涛，图为廖凡（左）和赵涛（右）为电影路演（图源：VCG）
贾樟柯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其作品多次在国际获得奖项（图源：VCG）
电影《江湖儿女》入围2018年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图为2018年5月12日，导演贾樟柯，主演赵涛、廖凡在法国戛纳出席电影发布会（图源：VCG）
北京时间9月24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中国网络社交平台微博评价电影《江湖儿女》，称其充满负能量，将其比作“臭豆腐”，是“用灰暗镜头讲的好人不得好报的平庸故事”，“即不会让你愉悦，也不会让你掉眼泪，就是心里有点堵得慌”。
胡锡进发微博称电影《江湖儿女》充满负能量（图源@胡锡进）
电影《江湖儿女》上映后，各种评价讨论参差不齐，而胡锡进的评价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关注，除了自身的流量带来关注外，还有那些看起来随性的、甚至率性的评语超越了一般影评，而是让人们嗅到了典型的意识形态评价的气息。
25日深夜《江湖儿女》导演贾樟柯就胡锡进的微博言论发表长文回应。贾樟柯表示“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对于胡锡进观看电影《江湖儿女》而心情添堵，表示抱歉，并称：见不得真相和真话的做法才是真正的负能量。
胡锡进在微博中说“有人非要拿着臭豆腐放在人们鼻子底下，要我们习惯欣赏那股特别的臭味”，把文艺作品区隔为“香风”和“臭气”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批评语言，电影作为一门娱乐品类或者一种艺术门类，它首先和工业、生意以及艺术家的个人表达欲相关，而不是首先属于国家和民族的战略物资。
艺术作品有时就像一个民族的秘史，电影可以成为外界观看一个国度的渠道，那它虽是经过艺术滤镜的渠道但至少依然是“信史”而非虚妄和虚假。而在中国总会有一些人计划将这个渠道打扮成一个无菌的橱窗，用以展现国家美好与强大。但在如今的中国并不完全愿意一直在构造出的虚假圆满里享受。
中国观众之所以愿意去看所谓的“黑暗面”不是因为他们的敌对感，而是想要打破被装点过的橱窗，掀起用以遮蔽的幕布，观看到一些更真切的、灵动的、没有被篡改和修饰过的生活真相与人心点滴。
作为时代平行的讲述者，贾樟柯从未放弃在其熟悉的县城变迁中，洞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之痛。从早期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到如今《江湖儿女》，他的电影始终都在关注着中国时代变革下，身处在历史洪流之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90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1979年到198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巨变的十年，前有文革遗风，后有新时代的气象，于是就有电影《站台》里崔明亮、尹瑞娟等这样一群文工团青年的迷茫混乱和各自人生。
1997年伴随着香港回归，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此时的中国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这是因为这样的时代背景，才有了贾樟柯《小武》里整天游走在汾阳乱糟糟的街头，靠着“手艺”生活的小武。
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被市场经济的浪潮卷涌，工业城市大同面临着可能被拆迁的命运，于是有了小济和斌斌这样个失业的工人子弟，抢银行未遂的《任逍遥》的故事；而三峡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在两年内就要拆迁完成，于是有了《三峡好人》。而到了《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贾樟柯则以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表现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世的沧桑。
有人说，看贾樟柯的电影，仿佛就是在看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史，但在这部发展史中，只有时代的宏大命题裹挟着个人渺小的命运。底层人民在申奥成功、改革开放等这些宏大叙事面前，更多的是麻木和迷茫。生而为人的困境依然没有改变，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
因而，贾樟柯式的现实题材电影正是中国电影所需要的，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电影市场而言。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一年中国正迎来巨变，流量、明星、IP退潮，内容变成主体，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开始逐渐被中国大众所接受。
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任何一部电影，就是要有不同观点和看法，不分对错，但分好恶。
你可以不喜欢《江湖儿女》，但你不喜欢之处也许就是这部电影的风格。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需要风格各异的类型片才能变强大，而中国电影观众也需要风格各异的类型片来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一部电影内容的优劣、票房的好坏，最终的选择权应该交给市场和观众，让不同的作品抵达不同的人群，让人们自由的观看到自己想看的作品。
我们相信胡锡进的批判是他的真心话，但那也只是他一个人的见解罢了。只是因为大V的身份，才掀起这舆论江湖的这诸多风浪，聪明的是老胡也意识到了，所以很厚道地低了个头，嘿嘿一笑，删了前文咱们各自说各自的江湖，继续。像胡锡进动辄给一部电影扣上诸如“负能量”的大帽子，高举道德大旗予以批判，这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并不是正常的文艺批评，而是一种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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