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27日，一位名为张小平的跳槽职工突然成为中国舆论的热点人物，此前多日物议沸腾的有关国企民企的争论再度升温。在其背后，是中国民企在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遭遇中美贸易战，陷入艰难处境。
舆论中心的三位“小平”
据网传和媒体信息显示，张小平是一家中国航天类国企的员工，接触和掌握核心技术，但是待遇不尽如人意，年薪只有12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55美元）至20万元之间。他跳槽到一家私营企业后，年薪暴涨至百万元。该国企事后向上级发文极言其个人的极端重要性。文件被网络曝光，旋即成为热点。
中国航天人才正在越来越多地从国企流向民企（图源：VCG）
很多评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鲜活和应景的例子。因为中国国企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的现象。而民营企业与之相反，在竞争相对充分的市场里，优胜劣汰，量才适用，同时激活了个人、企业和市场。张小平逃离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来到一个天高任鸟飞的地方，是经济规律、自然规律使然。
在张小平出名不久前，还有一位“小平”成为舆论场的焦点。
9月12日，一篇署名为“吴小平”的文章《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由此出现的所谓“私营经济离场论”，让民企的焦虑突然变成了恐慌，以至于官媒不得不搬出习近平早前的讲话来安抚市场情绪。
事实上，该论的出现确实有一定的客观影响因素，例如在许多上市公司纷纷陷入资本困境的背景下，一批“国资系”企业和资本强势入主。从民营企业自身来看，其中一部分是在债务危机、股价下挫、质押爆仓、业绩疲软重压下“求入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国企入股民企主要有4个原因：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恶化，民企受到很大冲击；“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令位居产业链条上游的国企大为受益；影子影响受到抑制，以及资管新规的推出令民企融资难；主流政策事实上是歧视民企，这可能影响到银行贷款的流向。
另外，中国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9月11日推进“民营企业民主管理”一事，也被解读出权力干预市场、“国进民退”的信号。
中国官媒再度澄清称，“职工代表大会不是取代企业管理机构的正常管理”，“根本不存在谁强迫谁“交出管理权”的问题，更不涉及企业所有者财产权变更的问题，而是旨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不论如何，中国民企在艰难处境下的彷徨和焦虑，长期以来对权力、国企的畏惧，以及国家权力和资本确实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民企，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民营经济也有乱象
按照官方的一套方法论，其权力与国资对民企的令其备感压力的“靠近”，也有自己的目标和逻辑。关键在于，其目标和逻辑究竟是什么，会有怎样的结果，以及民企和市场能否理解和接受。
不得不提的一个背景事实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的空间来自政府的持续放权，政治始终拥有维持、保障、干涉市场，以达成其使命、责任的合法性和必要途径。国企和国资是政治的延伸，同时市场与民企虽然是相距较远，却已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实践里证明了自身的对于整个国家的基础性价值，并且得到中共的认可和保障。而且在中国崛起、经济转型、中美贸易战里，都会更依仗市场和民企，而不是国企和国资的力量。
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市场内部民企的多样性，既有在改革开放中拼搏和成长起来的一大批高科技标杆企业，有近年来惨淡经营的实体行业，也有依附于官场的某些个人的权贵资本，还有其他各类数量众多来源、人员、运作、目标各异的公司。
2018年8月6日，来自中国各地的数以百计的维权人士集体前往北京上访，原因是一大批网络借贷平台面临老板“跑路”、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等危机。这些导致很多投资人倾家荡产的平台公司，基本都是诞生在市场里的民企。
民企安邦的真实背景至今成谜（图源：Reuters）
更显而易见的民企还有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原董事长吴小晖涉嫌集资诈骗、职务侵占被逮捕后，这家“金融帝国”一时间岌岌可危，数以万计投保人与投资者可能竹篮打水、血本无归，后由官方“接盘”。安邦也是民企。
值得一提的还有台资企业富士康。该公司在深圳的工厂内员工数量一度多达40万。2010年，发生“富士康13连跳”事件，即先后被媒体报道13起该公司员工跳楼或重伤事件，引起强烈的关注和恐慌。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40年后，国营企业和民营经济都已证明了自身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形式。两者各有优势，也各有局限。国营企业的局限体现在垄断和浪费资源，内部官僚主义，竞争力低下，抬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民营经济的局限则体现在暗藏权贵资本，酝酿金融危机，促进贫富分化，可能导致社会失稳、财富外流等现象。
不过，双方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大体上都可以归因于法治、市场的不成熟、不规范，以及经济发展无法避免的必要探索。整体而言，随着近几年对政界、市场、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强力整顿与监管，经济的转型与升级，缓解经济隐患与金融危机，国企民企都进入更为有序发展的轨道。
大型民企“国有化”
如今，像富士康一般拥有数十万编制员工数以万计的民企已经不在少数，而且越来越多，各自内部已然形成一个个小型社会。这样些大型，其实具有了一定的公共事业属性，关系当地和整个社会的运行状态。其中一些代表先进生产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宏观经济和国家命运捆绑在了一起。
这些企业与政治之间便会产生双向沟通与合作的需求。企业家在政界获得了一定话语权，其名下公司同时得到官方照顾与监督，以及合作。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是其代表人物之一。
马云在2010年就曾表态称，“只要国家需要，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不过，与官方相安无事且相互合作的阿里巴巴和支付宝，作为民企既能维持公共事业属性，又避免了国企的弊端，比作为国企对这个国家可能是更好的结果，对马云本人，对公司员工，以及对于市场也是如此。
而且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下，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虽然其存在形式有所区别，但是两者的界限未来可能会越来越模糊。
9月27日，习近平在东北地区考察时表示，“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现在的很多改革举措都是围绕怎么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对这一点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增强信心。”这一表态，既是在“国进民退”争议背景下的一种澄清，或许也正代表了当下和未来中国发展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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