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这个词近一段时间频繁见于舆论场之中，其争论的背景在于中国民企基于近些年各种发生的事件而对自己未来发展的担忧，争论焦点在于国家对于民企的态度是否会发生变化。而这一切争论的背后，是在邓小平时代悬而未决的讨论，是中国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国进民退”舆论喧嚣声中，习近平（左四）现身辽宁重提“两个毫不动摇”，刘鹤（右三）陪同（图源：新华社）
9月27日李克强考察浙江时亦强调“我们还会出台更多政策，给民营企业更加良好稳定的市场预期。”（图源：新华社）
邓小平当年说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迄今依然不失为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提醒（图源：VCG）
民企现状和恐慌
让这个问题成为众人争论的话题的，是最近一个名为吴小平、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人在中国社交媒体的一篇文章，文中称：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
据中国财新传媒的不完全统计，仅是上市公司层面，2018年以来就已经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了国有资本。“在已经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财新的报道称。而就在9月，就有6家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宣布引入国资，其中两家明确宣布上市公司控制权将发生转让。
当然这种国资控股也可能是一种完全市场的行为，甚至也不排除一些民企本身就期待着国有资本去收购，摇身一变从他们认为的“市场弃儿”变为“市场宠儿”。只是就种种案例或者趋势来说，已然给市场带来了恐慌，以至于在阿里巴巴主要创始人马云宣布明年卸任集团董事长，也被人解读为这是中国商业环境恶化下马云的明智离场。而他早在2010年的“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的言论，以及最近陷入性侵丑闻、中国另一家电商巨头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在2017年提出的“共产主义可在这一代实现”的言论，更被外界诠释为中国私营经济对未来的恐慌。
中共的政治承诺
对于近期舆论中这种论调，中共给予明确的回应和驳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称“私企退场论”是“奇谈怪论，于法无据、于实不符、于理不通”。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表示，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过河拆桥式的策略性利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发表题为《“私营经济离场”？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的文章，对“私营经济离场论”予以反驳。
只是这样的承诺真的能让中国私营经济安心吗？有些人并不这样认为。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包含了民营企业家，也就是所谓的‘先进生产力’，但现在的意识形态完全抛弃了三个代表。” 独立学者吴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按照这个逻辑，当年的政治承诺已然时效。
事实上如今政治地位似乎也无法给予民营经济以安全感。吴强说，“在过去20年，共产党执行的是吸纳型政治制度，民企中出现了政协代表，由此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庇护，但目前政协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有限的政治地位无法保障他们目前的状态，在经济下行阶段很可能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
苏马非马？
有分析称，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予以解释，但并未从根本上完成理论的打通，而是提出姓资姓社“不争论”。这或许是私营经济在中国处于尴尬位置，始终无法获得政治保障的根因。
北京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延续，就是因为邓小平的“不争论”，如今看来，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从实践上来看，苏联模式并未解决“私有制”这一资本主义根本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多的困难甚至是灾难。在明知需要舍去旧的，新的仍未建立之时，不争论是正确的选择。
但这样造成了一个客观的后果。该学者认为，一方面，“苏马”并未被否定掉，而是被束之高阁，其实相当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另一方面，新的实践不再受过去理论的束缚，但也难以以理论形态挑战旧理论，因而也难以形成完整的新理论。这样一来，一遇理论问题，每每出现的就是，人们不自觉地会被成体系的“苏马”向左的方向引领，而基于市场经济的新理论，则总免不了要被怀疑为有“西化”、“自由化”的倾向。
“归根结底，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其本身与中国的实践隔着一道墙。”该学者这样总结道。
私有制问题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对于这个话题也给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会主义最大的价值在于人类对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经历的反思和批判，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又把它转化为了实践。社会主义改革是要在保留社会主义价值的前提下进行变革以自我肯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在如今仍然有其价值和生命力。
基于此，他同样提出目前中共遇到的理论困境。
“中国如今遇到的问题是：170年的实践说明人类当年对资本主义、对私有制的认识和批判是深刻的和正确的，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即如何去超越这种经济模式——私有制，找寻其替代方案。每一次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就是最新的努力，但未有穷期，未能从理论上解决问题，直至如今。”房宁说。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反而开始对社会主义提出了很多问题。房宁表示，“简单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如何解决人们对公有的东西负责任的问题，即搭便车问题。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是不成功的。”
这一切都是理论上的问题，而并非实践层面。房宁最后补充称：“我从来都认为，私有制问题存在着解决的可能性，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公有制还没有解决私有制问题，就像美国人说的 Not yet ，也就是还没有成功地替代私有制。这也是很多情况下大家争论不休的原因，因为在理论上没有解决问题，实践上就永远说不清，有些特殊的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
不过，解决目前同时也是最为急迫的问题，仍然需要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正如多维社论《“民营经济退场论”风波对中共的三点启示》所言，不论左的余毒如何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不管所谓的专家和官僚如何遂行投机和蛊惑人心，中共决策层都保持着清醒认识，这股舆论的风潮，也随着中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外明确表态，已经被暂时刹住。同时也必须承认，这次风潮能风行一时，确实是戳到了社会痛处。所以，对中共来说，要想彻底让“民营经济退场论”的妖风停息，最根本的做法，其实是认真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