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赴中国东北地区考察，在辽宁省视察民营企业后表态将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似乎给中国国内论争了很久的“中国是否还需要民营经济”画上了句号。但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尽管为中国不平静的市场注入了强力的稳定剂，却并不能完全抵消中国国内的担忧。中国政府需要出台更多，更具系统性的政策和法规对民营经济和私有制加以保护，以从根本遏制中国的资本外逃和精英阶层出走的尴尬局面。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辽宁省辽阳市考察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并向外界释放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号（图源：新华社）
习近平在辽宁抚顺市访问民众家庭要求地方政府保障养老金足额发放，显示东北地区由于经济下滑面临的紧迫的养老形势（图源：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国黑龙江省考察粮食安全时提出“中国饭碗，中国粮食”的要求，为中国国内“改种大豆”的争论画上休止符（图源：新华社）
一段时间以来，已“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的民营经济有序退场论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并引起了局部性质的市场恐慌。尽管中共官媒在第一时间炮轰了该文章的观点，但这并没有化解市场对于正在扩大权力集中和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中共将逐渐消灭民营经济的担忧，甚至有评论说，“吴小平只是在不合适的场合下讲了合适的话”，暗示民营经济退场的观点源自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的爆发，让当局陷入到经济维稳的急切中去，或许中国下一个改革目标正是吴小平所说。
辽宁大学教授张健喆认为，习近平的表态对中国民营经济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中共将会继续保持政策延续性，对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持包容态度。但他也警告指，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往往会被地方的权力既得利益阶层所弱化，高层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共保持了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但之中也存在国营私营经济中的厚此薄彼现象，且这一现象在近年来越发严重。中国资金实力雄厚的国营金融机构往往将融资范围仅限于“有保障”的国营企业，而吸纳中国更大量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融资而陷入经营困境，不得已转向利率高昂的民间借贷机构。
尽管习近平的表态对平静中国沸沸扬扬的关于民营经济舆论，但中国民营资本的担忧并未完全解除。多年来困扰中共的精英阶层出走和资本外流问题才是当局解决问题的最终目标。习近平的东北之行在中国国营资本势力最强大的土地上释放出了对民营资本的善意具有政治智慧，也对国营资本制造出的权贵阶层发出了改革的警告。
习近平的东北之行还关注了民生养老问题以及粮食安全问题，分析认为，东北地区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习近平强调的确保养老金足额发放显示了当局对于养老保障领域的担忧，东北地区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确保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高层案头重点关注的问题。
另外，习近平在黑龙江省表态的“中国饭碗，中国粮食”公开了北京当局并无意于在中国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广泛改种大豆，以应对中美贸易战造成的中国大豆进口缺口问题的意图，结束了中国舆论关于此事的争论，显示了高层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视。
针对于此，北京独立学者罗天浩认为，中国的农业目前有八大问题。一是农产品的价格没有放开。中国的粮食价格依然偏低，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种地不赚钱。对策是未来提高补贴，让国家亏本，让老百姓赚钱，而不是让老百姓冲锋在前扛住粮食价格。国家做出牺牲而不是农民做出牺牲。虽然现在国际粮价比中国低，但是，国家必须尊重历史。不能农民跟你讲市场，你跟农民讲奉献，农民跟你谈反哺，你又跟农民谈市场。农民曾长期为国家牺牲，所有国家也应该有一个反哺期，在反哺期内，国家要有大格局，大眼光。
二是农业生产的补贴不到位。“我在回老家的时候发现，按人头计算，一个农民一年的补贴只有几百块钱左右。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这个补贴标准太低。对策是未来提高补贴标准。”
三是农业没有现代化，也没有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台湾在七八十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时候，统一、鼎新等食品工业的崛起，背后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将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甚至统一创业之初，其口号就是“嘉惠地方”。对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将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可借鉴台湾农业发展模式，造就大批的农副产品基地，食品工业基地，旅游产业基地。
四是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连水库都是几十年没有整修。对策是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偏向农村，大约全国至少需1万亿农业基础投资。最近几年，中国东中部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五是农村的医疗与社会保险缺乏。数十年前遍地的赤脚医生，解决了底层民众的医疗问题，而在当下，从前的赤脚医生基本失业，或者是集中到乡镇，县市里去开诊所，大片农村没有医院。农民如何解决看病远和看病难的问题？现在国家提出大病报销90%，如果医疗费用高昂，农民是否承担得起剩下的10%的费用？农民的社保标准偏低，未来谁负担？
六是农村的教育问题。“频发的校车事故，都在农村，农村的教育严重不足，对策，将教育资源向农村适当反哺，同时，开放农民子弟在城市的教育机会，比如废除高考户籍。开设打工子弟学校等。”
七是半吊子联产承包造成效率低下。现在中国的农业效益非常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们政策上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在执行的过程中只是个“半吊子”方式，只有承包，并没有联产。除了国营农场之外，中国广大的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独，小敲小打，劳动模式，退步到原始的刀耕火种时代，一度盛行的机械化，几乎被中断。
“特别是中国的南方农村，在田地分配的过程中，都是将田地根据肥沃程度、浇灌便利等条件分出等级，然后各家抓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承包到户的田地都分散在多处，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多的不便，进而导致今天的农业生产又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给农业现代化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联产”就成为了不可能。这也是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
“农村的效率低呢？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土地不能流转。目前，农村的土地是不值钱的，即使被征地后的补偿，给农民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如果农民对土地有了绝对的支配权，农民的土地价值将会提高很多。那农民就不是穷人了，土地成了他最大的资本。这样的话，农民可以出卖土地资本之后转行，也可以继续耕种。”
未来，农村应该推行所有权与经营权，收益权的分立，农民以家庭为单独，可以选择自由合作，组建农庄，按照股份或者农地大小分红，实现真正的“联产”，建立大的农庄，这样，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之后，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扩展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同时，还可以进行多元化经营。
而土地民有化，罗天昊认为亦可值得期待。
八是农民社会地位低下，形同印度贱民。在中国，农民不仅在经济收入上，正途不如城市居民，更严重的是，数千年来，农民都属于社会底层，在等级制度上处于劣势，在当下中国，经常听到有人瞧不起人的时候说：“你他妈就是个农民”，事实上暗含贬义。由此，农民现代化的最后一关，即是废除身份等级制度。
中国的所谓“干部，工人，农民”，虽然表面上被宣称是分工不同，而事实上是暗含等级，形成了事实上的三级等级制度，这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毒瘤，危害不亚于印度种姓制度。未来需彻底废除。
新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民后代，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体验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种田还是打工，不仅是个收入问题，还存在身份认同。
中国如不从社会制度上，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新一代的年轻农民，视务农为畏途，视农业为贱业，振兴农业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农村一旦衰败，则城市失去了后方阵地，整个国家沦为溃败的国家。
此外，中国官方至今仍未在大豆等涉及中美贸易战核心领域推出具体的替代措施和一揽子应对计划，中国民间对此的担忧依然无法得到有效消解。日本媒体人幸内康称，在中美对抗激化的背景下，接下来中国能在发展民营资本的改革上迈出多大步子，能够多大程度遏制民间诟病的多年来的国进民退局面，能够出台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消解舆论的诸多担忧稳定民心，是检验习近平东北之行成果的最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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