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有关“国进民退”以及私营经济退场论的争议，在过去一段时间撕裂得异常。虽然习近平“一锤定音”亮明了中国官方的态度，但对于中国知识界本身的探讨很难就此终结。再加上更早之前一些学者充满投降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言论，更是敲响了“反思”的警钟。
围绕这些话题，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
在柯华庆看来，今天的中国学者是生逢其时。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现有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中国学者仍然在吃着他人的残羹剩饭，是他人思想的应声虫，是中外经学的牺牲品。一些学者要么在“子曰诗云”的故纸堆中找饭吃，要么在“马曰美云”注释中混饭吃，忘记了孔子的学问是孔子时代的反映，也忘记了美国特殊的国情造就特殊的美国文化和制度。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现实问题漠不关心，对于中国实践置若罔闻。
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围绕“国进民退”展开激烈争论（图源：新华社）
记者：中国知识界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对于中国应该走西方多党制道路的执迷，而这种现象，在现今的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中，依然很普遍。不久前，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充满投降主义的“雄文”，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以西方为中心痛批中国民族主义，就很能说明问题。
柯华庆：这是开放与自主的问题。“改革开放”这个词本身就具有以西方为标准学习西方的含义。为什么改革？是因为过去的自己不行了。那改革方向呢？就是开放、学习西方。西方就是一个标准。但中国需要精神自主，走自己的路，学习西方是为了自己的路走得更快更稳，而非成为他国的附庸。如果完全照搬照抄西方，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成为美国的附庸，在政治上将会四分五裂。
美国常常有意混淆美国制度与美国价值、西方普世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慢慢地也不自觉地认同这样的等式：普世价值=西方普世价值=美国价值=美国制度。如此一来，争论中的混乱就发生了。混乱之所以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名字既可以说是价值也可以说是制度。例如民主本身代表“主权在民”的价值，即“人民做主”，与贵族做主、皇帝或国王做主相对应。民主的实践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治理制度。从民主的价值到具体的民主制度，需要考虑很多具体的因素，从而建立合乎自身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党争民主制在政治上没有正当性，需要很多条件才能马马虎虎运行。我系统研究过西方民主制度发展史，党争民主制并非中国公知们所宣扬得那么美。
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时必须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很多制度要解决的是现代化之后的问题，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制度无所谓先进与否，而在于合适与否、实效如何，能够有效实现目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很多学者看到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的成功制度以及它带来的成功结果，就忘记了这些制度起到实效的条件，而将其当作普世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实践证明，照搬他国制度的后果是严重的。西方主要国家曾经先后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推动“颜色革命”，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结果是这三个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持续衰退。
记者：在《中国学者》一文中，你曾对当下中国知识界存在的问题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认为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的竞争，是中国学术制度与美国学术制度的竞争，同时也是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综合国力的竞争。
柯华庆：《中国学者》写于2014年，宣示中国学者的自主精神和理性思维。该文受到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演讲《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启发。中国学习美国的经历与美国曾经学习英国的经历比较类似。美国曾经言必称英国，言必称欧洲。爱默生的《美国学者》宣示了美国学者的自主。知识首先来源于经验，经验有时间和主体之别。
时间上，经验可以分为过去的经验、现在的经验和未来的经验。学者的工作应该更多关注现在的经验和展望未来的经验，对过去经验的关注仅仅应以解决现在经验中的问题为目的。主体上，经验可以分为自身经验和他人经验，自身经验是本，他人经验是辅。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解决自身的问题，他人的经验仅仅起着借鉴作用。中国学者通常仅仅重视过去的经验和他人的经验，如此所得的知识常常成为古教条和洋教条，不仅对认识世界无益，更常常成为改良世界的障碍。
国门打开之后，很多中国学者以他人的经验为神明。不少学者崇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美国或者言必称马克思。本来一国学者的真知在于对本国当下经验的认知，然而我们不少学者本末倒置，以是否懂外语为目标，至于中国的经验则不关心。毛泽东曾经激烈地批判这种教条主义，至今仍然值得中国学者警醒。
毛泽东指出：“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千古不变的教条。”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今中国学术界假洋鬼子盛行，有的中国学者甚至面对中国人时大讲外语，显示高人一等，实际上恰恰说明他们内心真才实学的空虚。这些所谓的学者，正像毛泽东用一副对联所刻画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中国学者崇尚先人和他人的经典与否定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存，不是“子曰诗云”就是“马曰美云”，被死人和他人窒息死了。
记者：的确，中国学习西方，不是为了改变自身的主体地位，不是要成为西方人。不得不承认，很多中国学者表面上自信了，但骨子里还是西方中心论，一点都不自信。
柯华庆：中国学习西方不是要为西方粉刷装修房子，而是要建自己的房子；中国学习西方不是要学习西方的具体结论，不是掉西方的书袋，不是为了在中国人面前显摆，而是要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习建房子的技术。如果中国学者一定要有一个新道统，那应该是科学方法。换言之，必须从建毛坯房开始，慢慢建构理论大厦，这远比仅仅欣赏西方文明宫殿或为其粉刷更有意义。中国学者自己建造的毛坯房再不美观，也是自己理论大厦的奠基，西方宫殿再美也是人家的。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学者是生逢其时。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现有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中国学者仍然在吃着他人的残羹剩饭，是他人思想的应声虫，是中外经学的牺牲品。一些学者要么在“子曰诗云”的故纸堆中找饭吃，要么在“马曰美云”注释中混饭吃，忘记了孔子的学问是孔子时代的反映，也忘记了美国特殊的国情造就特殊的美国文化和制度。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现实问题漠不关心，对于中国实践置若罔闻。试问这样的学者：你们无愧于这个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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