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博文／资深报人陆铿是个「新闻动物」，在挖新闻、追新闻、抢新闻方面，无人可比。他展现了「无所畏惧亦无所偏袒」的特质，但在一些具争论性的议题上，又经常忘了自己的身份，变成一个鼓吹者。
前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採访主任陆铿（号大声）于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美国西岸时间傍晚病逝旧金山。其时我家因电话线路故障，对外通讯中断好几天（我没有手机）。《亚洲週刊》邱立本兄和《中国时报》郭崇伦兄后来告诉我，他们打过几次电话给我约我写纪念文章，但都找不到我。错过为文悼念陆大声老前辈的机会，一直让我遗憾不已。月前，崔蓉芝大姊来电说准备出一本纪念陆铿的专辑，希望我能写一篇文章，我一口答应，老天似在冥冥中安排我终有机会弥补缺憾。
第一次听到陆铿的名字、看到他的文章，是在一九七九年。陆铿以「陈棘荪」（纪念遭台湾政治迫害的好友李荆荪）的笔名在十月号《明报月刊》（中共建政三十年专辑）中写了一篇轰动海外的长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两年后（即一九八一年），陆铿访问美国，在旧金山拜访《远东时报》，当时我和立本都在该报工作。记得报社由社长许世兆、总编辑俞国基出面在一家广东菜馆请陆铿吃饭，大家聊得颇为尽兴。我记得陆铿一再悤调大批大陆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当时还没有「海归派」这个名词），肯定会促成中国走向民主。陆铿自称是个「天性乐观」的人，常从正面和长远的角度看问题。
一九八二年秋天，美洲《中国时报》在美国东西两岸创刊，总社设于纽约，我有幸和我从小即仰慕的老报人龚选舞共事。经常听他谈起当年在南京、台北、巴黎和纽约的採访往事与人物，而龚老又有惊人的记忆力，每次和他聊天总是获益无穷。后来知道龚老和陆铿是连襟，我对陆铿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过去二十多年，我和陆铿接触并不多。记得有一次他打长途电话问我一九四一年罗斯福和邱吉尔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具体内容，他说他只记得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另有几次，他特别打电话给我称讚我写的文章，语多奖励，充分展露一位长者的关怀和宽广的胸襟。二十馀年来，我一直在注意这位前辈的动态，读他的报道、时评和回忆文章，他也曾亲笔签名送我《胡耀邦访问记》和《大记者三章》。有一年（大约是二零零一年），黄光芹从台北打电话给我，提到陆铿手上有一本他的好友衣复恩将军所写的不对外发行的《我的回忆》，我听了马上拜託光芹请陆铿帮我要一本。我终于在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六日收到光芹航空寄来《我的回忆》，扉页上有「博文兄，大声陆铿问候，二零零一、六、八」的签名。衣复恩这本回忆录极有史料价值。陆铿在大陆蹲过二十二年苦牢；曾为蒋介石驾驶座机又曾负责黑猫中队的衣复恩亦曾在台湾坐过三年冤狱。
陆铿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本身就是一部新闻史的缩影。陆铿对新闻的狂热、对採访的专注，即便在西方新闻界亦不多见。龚选舞说他「有胆有识、粗中有细，才使他在新闻界成了大功，久享大名」。中国近代新闻界不乏一流写手，有的擅写时评，有的善于写专论，但在挖新闻、追新闻、抢新闻（甚至製造新闻）方面，几无人可与陆铿相比。即使他身陷大陆又遭拘禁二十二年，一朝获得自由，他的新闻引擎马上启动，他的採访火苗立刻燃烧。可以这麽说，陆铿的血管不只是流著血液，亦流著油墨。
陆铿有衝劲、有干劲，他不仅能衝锋陷阵，亦能运筹帷幄，指挥採访、调配人力、布置战阵，一切以抢得独家新闻为第一。陆铿具有远比一般新闻同行更锐利的新闻嗅觉，而其在当权者之间的活动能力更是压倒群雄，这也是他能一再获得独家新闻的原因。尤其是在二战末期与国共内战期间，重庆和南京䒷面上的国共领导人与持节来华的美国使节都是重要的新闻来源，陆铿的口才与应酬能力使他在官场上如虎添翼。有些熟识陆铿的人说，陆铿的口才与交际手腕连出色的外交官亦望尘莫及，而他也充分发挥他的口才和社交能力去挖新闻。也有人说，陆铿说比写好，亦即口才比文章还要好；如果不是从事新闻工作，陆铿亦必是一流的外交人才。
陆铿的採访杰作（如上世纪四十年代揭发孔宋贪污、八十年代专访胡耀邦），数十年来脍炙人口，已成为新闻採访的典范。位于纽约曼哈顿西四十三街的《纽约时报》旧大楼大厅有一座前《纽约时报》发行人艾朵夫·奥克斯（Adolph S·Ochs）的雕像，雕像后面的牆上刻有奥克斯于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八日买下《纽约时报》（创刊于一八五一年）后的办报宗旨﹕「无视于任何党派、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包围，以大公无私的态度处理新闻，无所畏惧亦无所偏袒。」事实上，这些宗旨即等于老《大公报》所标榜的「四不」报格﹕「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无所畏惧亦无所偏袒」（without fear or favor）更是古今中外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秉持的道德勇气与专业良知。
陆铿的新闻生涯十足展现了「无所畏惧亦无所偏袒」的报人特质，他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也有「说大人则藐之」的傲骨。因此。他会在国民党大老陈立夫前面，痛斥做过蒋介石的秘书、又当过《中央日报》总编辑、社长与董事长的曹圣芬。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日，陈立夫过生日，邀陆铿、叶明勳、丁中江、刘绍唐、阎奉璋和曹圣芬到台北来来饭店吃饭。对陆铿有成见的曹圣芬看到陆铿在场，即对陈立夫说﹕「今天陆铿在这里，这顿饭我是不能吃的。」陆铿为缓和气氛，乃向陈立夫说﹕「圣芬是政校老大哥，他曾在国民党中央常会骂我是匪谍，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曹听了，马上指骂陆铿﹕「我不但过去骂你是匪谍，我现在还要骂你是匪谍！」
陆铿立即回敬道﹕「你有什麽资格骂我是匪谍？《中央日报》本来是全国知名的大报，但到了你手上，不是办报，而是做官。不考虑读者的愿望，满足读者知的要求，而是主观地不淮搞新闻竞争，不重视独家新闻；有时甚至摆出领导群雄的姿态，还要管到别家新闻报道的事，甚至动不动给人戴帽子。在言论上，更是满篇八股，毫无新意，结果报纸进一步脱离了读者，一蹶不振。你想想，你对得起《中央日报》同仁吗？你对得起国民党吗？你对得起台湾同胞吗？」
陆铿连珠抱地大声「骂曹」。脸色铁青的曹突冒出一句﹕「你放屁！」陆铿快速反击﹕「你放狗屁！」曹即怒冲冲离去。陈立夫摇头说﹕「圣芬怎麽会是这样？」
这两个「老男人」、也是老报人的对骂，可说是民国新闻史上一个难堪的注脚。但在相当程度上亦折射了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由盛而衰终至关报的一段历史。在马星野的领导下，李荆荪、陆铿、龚选舞和漆敬尧等一批专业人才戮力奉行先「日报」、后「中央」的新闻原则，为央报开创了黄金时代；而陶希圣、曹圣芬等「党国大老」则高举先「中央」、后「日报」的大纛，结果，《中央日报》便从此败亡！
《纽约时报》办报宗旨里说﹕「以大公无私的态度处理新闻。」老实说，「大公无私」（impartiality）比「无所畏惧亦无所褊袒」更难做到，环顾美国近代新闻界（包括平面和电子），能自称「大公无私」的报人和媒体可谓少之又少。即便是名扬全球的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一八八九—一九七四）、雷斯顿（James Reston，一九零九—一九九五）以及当年主导《华盛顿邮报》挖掘水门事件新闻的总编本杰明·布莱德里（Benjamin Bradlee）等人，也都被批评与当权者太过接近。李普曼为一批政治人物（包括总统、州长）捉刀撰写演讲稿，第二天又在他自己的专栏中称讚那篇演讲稿，而遭史家讪笑。雷斯顿与白宫、国务院关系太密切，而布莱德里与甘迺迪总统又是「哥俩好」，皆曾遭人诟病。
陆铿亦不例外。他有许多新闻史上的经典杰作，但也有不少令人摇头的缺点与短处。他有时会显露所谓「无冕皇帝」的傲慢，他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中深切后悔当年修理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与日本影歌星李香兰关系的不实报道。陆铿自称他写的这篇报道「不尽不实」，「是一篇非常拙劣的东西」。
陆铿代表南京《中央日报》採访朱世明将军，自认央报为全国大报，但他个人未受朱世明重视，「因而产生一种病态心理反弹」。陆铿又说﹕「当时入行不满七年，缺乏专业记者修养，自以为是，任性而为，犯了错误，还很得意。」陆铿跑新闻像头蛮牛，所写报道有时欠缺查证或再查证，而出现失误，既伤人又误事。
陆铿的新闻生涯亦常犯踩线、越线与角色错乱的毛病，在一些具争论性的议题上，他经常忘了自己的身份，而变成一个色彩鲜明的「鼓吹者」（advocate）。
陆铿自己亦承认﹕「记者为了採访新闻与政治人物接触是必要的，但本身卷入政治就犯了大忌，而这应该说是自找的，咎由自取，不怪别人，也应忏悔。」又说﹕「我五十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教训最深重的就是对新闻的兴趣太大，连带地对政治也感兴趣，结果把一些原则掷诸脑后，任性而为，有时甚至得意忘形，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
一九九零年五月，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突然离港赴美，震撼海外，陆铿和许家屯有私交，代许举行记者招待会痛批中国总理李鹏为「弱智儿童」，再度陷入政治泥沼。陆铿说﹕「连我在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教的学生都感到不解。他们问我﹕『老师，你教我们的时候，不是强调记者报道要客观，尤其要避免卷入政治吗？』我除了承认﹕『这正是我的问题。』还能说什麽呢？」
陆铿是个彻头彻尾的媒体人，更是「新闻动物」。但他爱揽事，又自以为拥有尚方宝剑，因此，常模糊新闻的界线与记者的职责。这种不足取的「特色」，在老一辈中外新闻工作者身上特别多，而形成所谓「权力掮客」（power broker）的一群。
陆铿的报人生涯多彩多姿，有风光也有苦难，有大起也有大落，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就像他在新闻战线上从不向权力低头。他的一生，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已佔有重要的一页；所有新闻系的学生和关切中国近代史与报业史的人，都应该花点时间去熟悉陆铿的历史，以了解他的八十九年岁月是怎麽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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