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先进的行业陷入了一场冷战，并且这场冷战比上一场冷多了。”当中国大陆一家跨国科技公司——中兴的“命门”被美国摁住，很多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消说，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强调要自力更生，却也不得不直面中美在科技领域实实在在的差距。
围绕中美科技“冷战”以及中国一直被外界诟病的“体制机制影响创新”，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
在柯华庆看来，改革开放这40年，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而已，但还没达到“厉害了我的国”这个高度。
中兴危机让中国很多人从“厉害了我的国”的亢奋中清醒过来
我们看到，时下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尤其是此前甚嚣一时的中兴危机，让很多人切实地感受到了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差距。习近平也说，“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一个互联网企业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禁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柯华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就是因为重视科学技术，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经济社会的引擎。然而中国所学主要是实用的技术，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这种“拿来主义”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必须的阶段。
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未来能否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领先的专利技术，有没有自创的品牌，而这些需要中国有前瞻性地做出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的科学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尽管有些研究现在看来好像没有实用性。中国需要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科学家应该成为青少年的理想追求，利用科学规律创造高端技术，制度设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一个国家如果仅仅满足于做老二，她可能不用创造，如果她要成为老大，创新是唯一出路，科学精神则是创新的不二法门。
但很多人可能会将中国缺乏创新精神归咎于体制，毕竟在中国，有太多红线不能触碰，也有太多底线必须坚守，双手双脚都被束缚住了，还怎么创新？
柯华庆：中国到底能否在科学上创新是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李约瑟难题分为两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这两个问题分别被称为李约瑟第二难题和李约瑟第一难题。李约瑟难题的求解不仅具有历史解释的意义，更重要在于它对于我们现在、甚至于将来的意义：我们现在有无科学精神？中华民族未来能否在科学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有人将其归为文化上的原因，也有人将其归于制度上的原因。我比较赞赏林毅夫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林毅夫的制度激励理论将科学区分经验科学和实验科学。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里，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工人和农民的经验性尝试错误。在人口较多时，参加劳动的农民和工人的数量也会较多，发明新技术的概率也就相对较大。当时的技术主要来自于经验的积累，然后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进行转变。
林毅夫的理论能够很好解释第一难题和第二难题，但没有解释李约瑟第三难题：为什么中国人至今在科学上原创性贡献很少？
柯华庆：我的解释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不学和考不考数学和实验，而在于学了数学和实验以后做什么，到底是进行科学研究还是仅仅成为当官的垫脚石？
科举制度将中国的聪明人都引导到官场上去了，现代中国的制度仍然将最聪明的人引导到官场上去，只不过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官员，还有大量的学官，他们的主要精力已不在科学研究上。自1905年始，中国改变了科举制度的形式和内容，但“学而优则仕”的激励机制并没有改变，结果是绝大多数崭露头角的学界青年才俊都去做官了，断送了学术生命。
我并不认为只有科学研究需要优秀人才，实际上各行各业都需要优秀人才，学界如此，商界和政界也如此，中国所需要的是使得优秀人才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制度应该产生分离均衡，而不是混合均衡，需要的是分工精神和职业伦理，不要“学而优则都仕”，而要“学而优则专和精”。
具体到中美科技领域存在的差距，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如果一味地宣扬《厉害了，我的国》，就可能导向虚妄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
柯华庆：《厉害了，我的国》确实是太过了，它里面都是讲中国做了哪些事，其实那些事最多只能说做得大一点，因为中国本来就是大国。芯片能做得出来吗？在哪一个科学领域有自己真正原创性的东西吗？很少。改革开放这40年，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而已，但还没达到“厉害了我的国”这个高度。大国要有大的样子，要做出他国做不到的事情，现在更需要自主创新。我甚至建议将习近平时代定位为“自主创新时期”，与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时期”相对应。
如果民间有人说“厉害了，我的国”，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人们发自内心觉得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很自豪，在有人唱衰中国的背景下，也有人唱好，很正常。但作为主流媒体，这么宣扬就问题很大。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首先必须客观理性地认识自身及其在国际中的地位。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伟大复兴，需要全方位的开放，开放是为了更好地自主；中国既需要警惕民粹和民族主义，又需要警惕投降主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