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明星的时代

“狗偷鼠窃盈州县，狼奔豕突干刑宪。”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一个是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靠着一篇题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的博客文章；一个是没几个人认识的中国人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靠着“党要领导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用民企发展利润”这种博出位的讲话，把中国舆论场搅得风生水起，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要“国进民退”（国指国有经济，民指民营经济）的争论，由此几乎席卷整个中国，以至于最终中国党、政两界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不得不一北一南，同在北京时间9月26日那天发声定调，以平息这场争议。

回望6、7年前的十八大前夕，当时的中共政坛“星光闪耀”，不仅有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个号召“分好蛋糕再来做大蛋糕”，一个呼吁“分蛋糕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要把蛋糕做大”，两人隔空论战，以一场“蛋糕轮”之争闻名于中共政坛，成为当时外界预测的中共十八大“入常”热门人物；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以及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同属“60后”的年轻官员，被视为“接班人”成员从而被外界时时关注。

薄熙来当年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一度“红”极一时，风光无限（图源：Reuters）

抛开今日中国确实因为经济发展下行压力颇大导致对于相关话题比较敏感之外，如果把吴小平的博客文章和邱小平的会场讲话放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的中国，相信他们的论调很难如此影响舆论场，也无法引发今天这样大范围的争论。因为那个时候中共政坛不乏明星官员，关于中国的经济和发展道路的声音也足够多，如吴小平和邱小平这样的人物来引领舆论场的话题这种事情，很难想象。而今天的中共政坛，已经明显与那个时候不同。确实，如有的评论所称，今天的中共政坛，是一个没有明星的时代。

中共需要政坛明星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是”还是“否”的问题。虽然从民间视角来说，中共政坛明星官员的出现，似乎让官员更有个性，更容易获得民众的好感，意即所谓获得民望，但是薄熙来、孙政才甚至后来的“网络沙皇”鲁炜等落马官员的案例已经证明，民望和才能和真正的德行并不是完全对等。

就如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唱红打黑”能一度喧嚣整个中国，与他在重庆取得的民望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一面宣称“所有的事情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面在重庆政坛搞一言堂，以至于和其发生分歧的重庆市原公安局长王立军为了“保命”，要设法跑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引中共高层关注并出手处理他的“被辞职”事件，从而让薄熙来包庇妻子薄谷开来杀人时间曝光。2018年3、4月份，重庆政坛曾经专门对薄熙来“资产阶级政客做派”进行高调批判。

什么是“资产阶级政客做派”？中共官方媒体给出的标准称，资产阶级政客是热衷于“政治表演”，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要么只说不干、弄虚作假，要么杀鸡取卵、寅吃卯粮，要么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在西方，自下而上的选举制被视为民主唯一表达方式，民望的重要性被无限放大，甚至变相为选票。所以如何取得民望成为西方参选政客的第一课题。每到选举年，美国都会格外热闹，但是这种依靠民望的选举，在表面的民主化下，也有劳民伤财的一面。比如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花费超过了20亿美元（也有说法是说所有加在一起超过60亿美元）。 

相较于西方政客的能言善辩，中国官场自古崇尚韬光养晦、不苟言笑。即便中共十八大前作为官场敢说敢做典型的汪洋，在进入中国国务院任副总理后，也开始收敛了个人性格。虽然十九大之后已经成功“入常”，汪洋至今的表现也证明其并没有任何恢复自己之前肆意“指点江山”的想法。

而且不同于西方的选票制度，一直以来，中共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权威似乎成了最重要的因素。

“定于一尊”的时代利弊

在今天的中共政坛上，如何定义权威？今年7月17日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似乎给出了答案。在那场会议现场，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讲话提及“确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罕见用词一经出现立刻引起外界关注。有分析称这种表述隐约给人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感觉。

不过该表述并非栗战书首提。大约在此之前半个月的7月3日，中国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明确“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无论是从习近平还是栗战书的讲话，都可以发现“定于一尊的主语是“党中央”不是习近平。不过在当下的中共政坛，人们习惯于将“党中央”等同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也基本符合事实的映射。不过，严谨的分析，党中央和习近平并不是一回事。

习近平为什么忽然提出“定于一尊”的政治诉求？用他自己的话说：“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基本上点出了“定于一尊”的具体政治目标。说到底，还是“政令要出中南海”，保证中央决策能够在各级地方政府不打折地贯彻落实。

经过习近平上台后的改革努力，应该说胡温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况基本上得以解决，但政令出中南海后的落实状况，恐怕仍然差强人意，不然习近平也不会提出“定于一尊”的新要求。这一点可以从中共对十九大后落马的网信办前主任鲁炜的批判用词看出，鲁炜落马伊始，中纪委对其问题定性为“极端不忠诚”和“两面人”。

可以想象，中共庞大的官僚体制有其自身的运转逻辑，各级官员都想在政策操作中维护自身的独特利益，中央的正确决策很容易在基层扭曲变形。为了对抗各级官员的私利，真正实现政令畅通，习近平要求“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 

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社会处在多事之秋，确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并且，经过40年改革开放，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需要保持稳定。动荡一旦产生，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被打断，中国社会很可能要付出几十年的代价——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付诸东流，中国崛起成为泡影。所以从中南海高层到各地方官员常说“稳定压倒一切”。

在这种状态下，中共高层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对社会的掌控力，保证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有其必要性。但是如果中共政坛上官员们为此个个隐藏了个性，从外界的眼光看，也未免乏味。再者，所有官员都从上到下令行禁止，符合中共所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么？如何既保障中央的正确决策能够贯彻执行，又能调动地方官员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是一个政治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