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关税的互相博弈之后，中国新疆的“再教育营”也成为中美之间发起政治争议的话题。近日美国在联合国和通过舆论发起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人的控诉，中国外长王毅9月28日在联大演讲时，对此做出回应。王毅没有否认“再教育营”存在的事实，但称是中国政府为了反恐做的，负责任的必要措施。
不止是美国官员和政府，不少西方媒体也在因此评判中国政府以及中共的新疆政策。他们认为中共对当地居民进行了政治洗脑，是“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而中共官员代表驳斥了这种说法，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中国境外机构和组织亲临新疆考察。
中西方各说各话
查阅中西方媒体报道以及公开资料可以发现，西方舆论提及的“再教育营”，生活在新疆的人们提及这个问题时，用的更多的是“学习班”一词，而在一些当地官方媒体的笔下，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是“去极端化培训班”或“教育转化培训中心”。
中共一直努力在新疆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但是宗教的力量似乎并不相让
对于这个机构的存在和作用，王毅在9月28日的联大上称：“新疆2,000万民众感觉到了安全，因为到了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不会再受到暴力恐怖主义的袭击了。这是中国政府为老百姓做的好事情。”
此前也有中共官员就此问题专门赴日内瓦解释称，所谓“再教育营”其实是“培训中心”，旨在阻止伊斯兰极端主义蔓延。这些中心的培训期相当短暂，从几天到一两个月不等，那些经过培训的人可拥有获得好工作的技能。
但是西方政客和媒体不相信王毅以及其他中共官员的说法，除非中国政府同意让他们派出自己的团体去现场亲自查考一番。既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他们就选择在单边接触异见人士的情况下，认定中共对新疆当地居民的教育培训是迫害。
《纽约时报》9月17日发表的题为《残酷共和国》一文，称“数十万中国穆斯林通常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送入再教育营地，一次往往持续数周或数月，不清楚自己何时能离开，抑或是否能离开。”
在这种两种话语体系各说各话的情况下，新疆“再教育营”真相到底如何至今让外界如“雾里看花”。
教法与国法的博弈
现实中的政治，远比人们想象中的复杂。现如今中西方两种话语体系的这种争执，亦不过是一直以来新疆复杂局面的折射。长久以来，一些中国境外舆论对于新疆问题乃至中国政权的认知，单一地受到西方论述视角的介绍，这使得人们只看到中国政府的高压管治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人权受限，却看不到新疆以前经常性爆发的冲突、恐袭，以及政府维持安全和秩序的迫切性。
一篇出自中国大陆门户网站凤凰网的“新疆去极端化调查”文章，曾让人们看到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官员所要面对的夹在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困境。“共产党盖的安居房是阿热木（非清真）”、“拿政府工资给汉族打工是阿热木”、“妇女不蒙面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新疆官方梳理出的宗教极端思想表现远不止此，还有诸如：宣扬“伊斯兰教教法高于国法”；
宣扬“共产党政府是异教徒政府，要推翻”；散布“政府颁发的一切证件都是无效的”；宣扬“圣战”、“迁徙”、“杀死异教徒可以殉教进天堂”。
从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乌垒城（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策大雅南）建立西域都护府开始，如何保证中央政权对于新疆地区的管辖，一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但是从古至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甚至境外力量的参与和施压……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一直让新疆问题成为一个难解的结，困扰着中国中央政府以及新疆当地大员。中共也不例外。
在中国，仅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数量，总数就近一个亿，其中中共官员的数量不在少数。假使如果有一天，中共总书记与梵蒂冈教皇对这些拥有官员和教徒双重身份的教徒下达了一道背道而驰的命令，他们会听谁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在这种困扰和挑战中，中共的治疆策略一改再改，一直处于不停地摸索和调整状态。
现实的多元复杂与政策的一变再变
比如从中共建政的1949年开始直到1985年的36年间，新疆一直处于强硬的“军管时代”——由当地驻军最高将领兼任新疆党委书记。1985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出身的宋汉良担任书记开启文人治疆，其执政风格似乎转向柔和，但是10年之后的任者王乐泉回归铁腕治疆路线，在当地推行高压维稳。
王乐泉1991年调任新疆时，正是当地频频发动恐怖袭击的时期。王乐泉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疆方针。新疆恐怖袭击活动曾因此陷入低潮。但是恐怖袭击减少的同时，当地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中国其他省区，逐渐形成民族与经济等各方面矛盾复杂交织的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七五事件”爆发。“七五事件”让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矛盾加大，却又惊人地一致呼吁王乐泉下台。
9个月后的2010年4月24日，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成为王乐泉的接任者，并在任职之初就力求化解军事高压形成的民族矛盾，希望通过发展经济、保证就业促进民族融合，从而被外界贴上了“柔性治疆”的标签。
可惜“柔性治疆”不仅没有消弭新疆的恐怖主义，反而是暴恐案件大幅上升。2014年4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新疆，结果在视察的最后一天，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就发生了3死79伤的恐怖袭击。“柔性治疆”变相宣告失败。
2016年陈全国“由藏入疆”，提出“在新疆，没有稳定一切皆为零”的口号。宣告中共治疆策略再次转变。陈全国一方面在新疆各地频繁进行“反恐誓师大会”、不断升级维稳措施。另一方面“铁腕治官”，让反恐权责到人。尽管今天新疆出现的高压政策迎来诸多西方政客和媒体的批评，但陈全国主政新疆后再也未出现性质严重的暴力事件也是事实。
西方舆论批评中共枉顾新疆当地居民的人权。但是何为人权？基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现实，人权有着不同的定义。对于新疆，了解到的情况是，新疆尤其是南疆的维吾尔族青年，有着近乎70%的失业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任由这些青年继续失业加大他们被极端组织收拢的比率、还是将他们组织起来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就业？“不让新疆再出动荡就是最大的人权。”这种观点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也要看到的是，西方舆论的反弹，不仅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亦是因为中共在舆情公关层面缺少透明的失策，给了海外舆论基于固有批评中共的视角来引导新疆话题的巨大舆论空间。
当然，西方舆论的反弹也好，中共执政的不够透明也罢，呈现出来都不过是新疆问题的表象。中共治疆策的不断调整，折射出中共面对当地问题复杂性的努力与探索。而教法与国法谁将成为当地居民精神世界中的主宰？这种博弈也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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